论六艺统摄于一心

语曰：举网者必提其纲，振衣者必挈其领。先须识得纲领，然后可及其条目。前讲六艺之教可以赅摄一切学术，这是一个总纲。真是“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学者须知六艺本是吾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吾人性量本来广大，性德本来具足，故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无道也。从来说性德者，举一全赅则曰仁；开而为二为仁智，为仁义；开而为三则为智、仁、勇；开而为四则为仁、义、礼、智；开而为五则加信而为五常；开而为六则并智、仁、圣、义、中、和而为六德。就其真实无妄言之则曰至诚；就其理之至极言之曰至善。故一德可备万行，万行不离一德。智是仁中之有分别者，勇是仁中之有果决者，义是仁中之有断制者，礼是仁中之有节文者，信即实在之谓，圣则通达之称，中则不偏之体，和则顺应之用，皆是吾人自心本具的。

心统性情。性是理之存，情是气之发，存谓无乎不在，发则见之流行。理行乎气中，有是气则有是理，因为气禀不能无所偏，故有刚柔善恶。《通书》曰：“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先儒谓之气质之性。圣人之教，使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便是变化气质，复其本然之善。此本然之善名为天命之性，纯乎理者也。气质之性，自横渠始有此名。汉儒言性，皆祖述荀子，只见气质之性。然气质之性亦不一向是恶，恶只是个过不及之名。故天命之性纯粹至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方为定论。若孟子道性善，则并气质亦谓无恶。如谓：“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又曰：“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才”即是指气质。孟子之意是以不善完全由于习，气质元无不善也。汉人说性，往往以才性连文为言，不免含混，故当从张子。然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并非是两重。程子曰：“论性不论气则不备，论气不论性则不明，二之则不是。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犹水之有清浊也。清水浊水，元是一水。变化气质，即是去其砂石，使浊者变清。及其清时，亦只是元初水，不是别将个清的来换却浊的。”此理自然流出诸德，故亦名为天德；见诸行事，则为王道。六艺者，即此天德王道之所表显。故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易》本隐以之显，即是从体起用；《春秋》推见至隐，即是摄用归体。故《易》是全体，《春秋》是大用，伊川作《明道行状》曰：“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须知《易》言神化，即礼乐之所从出；《春秋》明人事，即性道之所流行。《诗》《书》并是文章，孔子称尧“焕乎，其有文章”，子贡称“夫子之文章”，此言文章乃是圣人之大业，勿误作文辞解。文章不离性道，故《易》统《礼》《乐》。横渠《正蒙》云：“一故神，二故化。”礼主别异，二之化也；乐主和同，一之神也。礼主减，乐主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皆阴阳合德之理。《春秋》赅《诗》《书》。孟子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故《春秋》是褒贬之正。《尚书》称二帝三王极其治，《春秋》讥五伯极其乱，拨乱世反之正，因行事加王心，皆所以继《书》也。以一德言之，皆归于仁；以二德言之，《诗》《乐》为阳是仁，《书》《礼》为阴是知，亦是义；以三德言之，则《易》是圣人之大仁，《诗》《书》《礼》《乐》并是圣人之大智，而《春秋》则是圣人之大勇；以四德言之，《诗》《书》《礼》《乐》即是仁、义、礼、智；（此以《书》配义，以《乐》配智也。）以五德言之，《易》明天道，《春秋》明人事，皆信也，皆实理也；以六德言之，《诗》主仁，《书》主知，《乐》主圣，《礼》主义，《易》明大本是中，《春秋》明达道是和。《中庸》曰:“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此为德之总和）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仁德之相）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义德之相）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礼德之相）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智德之相）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言其大渊，泉言其深。）此为圣人果上之德相。《经解》所言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恭俭庄敬，洁静精微，属辞比事，则为学者因地之德相。而洁静精微之因德与聪明睿智之果德，并属总相，其余则为别相。曰圣、曰仁，亦是因果相望，并为总相。总不离别，别不离总，六相摄归一德，故六艺摄归一心。圣人以何圣？圣于六艺而已。学者于何学？学于六艺而已。大哉六艺之为道，大哉一心之为德，学者于此可不尽心乎哉!

责任编辑：杨志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