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省栖霞人。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香港大学荣誉文学博士。为当代中国最具原创性之大哲。牟氏气性高狂，才品俊逸，学思透辟，义理深徹。著作数十种，皆针对时代与学术问题而提供解决之道。既积极表述儒释道三教之义理系统，亦开辟儒家外王事功之新途径。又汉译康德三大批判，并撰写专书予以融摄消化。进而更为中西哲学之理路。

访韩答问录

前言

先生于本（1980）年7月25日至29日应韩国退溪学研究院（理事长李东俊先生）之邀请在韩国作五天之参观访问。（随行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戴琏璋先生及国文研究所博士班韩籍研究生梁承武先生。）韩国哲学会会于26日晚间假汉城之 President Hotel 会议厅举行晚餐座谈会。席间，韩国哲学会与会者共提出十个问题。限于时间，先生所直接答复者仅及其中五问。此部分之答问经由笔者据录音予以转述。其余各问，则先生于返抵香港后已亲为作出书面之回答。下面首录先生在会上之讲话（由笔者据录音写出）。再依次为先生之书面答问及笔者所转述之答问部分。

邝锦伦谨识

讲话

李院长、各位先生：

这次承退溪学研究院李院长邀请到贵国来访问，本来预备是一个星期的。现在因为在台北不能久住，需早日返回香港，所以短促地只能在这里住三、四天。李院长的盛意实在令人感激。本来我现在的身体不太好，旅行、观光这些事情不是十分相宜的。但李院长到台北去，希望我无论如何要到汉城来一趟。盛情难却，遂起台北的事情大体快结束的时候抽暇来贵国一行。今得与各位先生晤叙一堂，心中甚感荣幸与愉快。

诸位先生都是研究东方哲学的。李院长则主持退溪学研究院。退溪先生是李朝的著名理学家，代表东方的学问。在今天这个时代来弘扬东方的学问比较上有相当的困难。这因为，东方的传统学问，在中国这方面讲，其衰微——虽不必是断绝、断灭——实由来已久。从明朝亡国以后，经过清朝的三百年，中国的传统学问几乎完全被遗忘，因而遂完全不能被大家所了解。东方的学问在中国大体以儒家为主流。道家也发生在中国。佛教是从印度来的。所以，东方的哲学大体是集中在儒、释、道三方面。后来的表现，不论是在韩国方面、在日本方面，大体亦不超出儒、释、道三教的范围。

可是，儒、释、道三教这东方的老传统，在中国方面，其断绝、断灭——就是不断绝、断灭，衰微总可以说——由来久矣。自满清入关后，中国的学问就讲不下去。到了清末，即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时代，东方的国家受到西方文化的冲激。西方文化冲激进来，最大的影响，简单一点说，就是：东方的这些国家必须要走现代化（近代化）的路。此起西方的国家来说，东方这些国家是落后。落后即没有现代化。固然，这落后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落后。满清开始统治中国，相当于西方的十七世纪。西方的进步、现代化是从十七世纪开始的，经过十八、十九世纪，已有三百年时间。在这三百年，西方快速地往前进，加促其近代化。终于领导世界。东方在这三百年就一直落后于西方。日本的明治维新使她的现代化提早了一点。现代化是必要经过的。但现代化的问题是从西方来的，是西方文化所开出来的。东方的国家既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激，就要进行维新。由此可见，东方的老传统中没有近代化这一套，至少它本身没有开出这一套来，因而让西方先走了三百年。就日本讲，也让西方先进了二百年。所以，近代化是东方所必须需要的，是必要经过的，不可免的。既然免不了，而现代化又是顺西方文化的冲激、影响所开出来的问题，所以东方国家的问题便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和东方老传统如何可取得协调？

现代化并不是要抹掉老传统，而是如何能与西方文化取得协调。先消极地取得协调，再进一步积极地把老传统中的精神开展出来，将其义理恰当地讲出来，使这老传统与西方文化相接头。相接头非谓同一于西方文化（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先选择、消化西方文化，再来和东方文化相接头。这无形中可使东方老传统重新达到新的、进一步的境地，得到重新发扬。重新发扬也不是比附、歪曲、改变其本义，而是使这东方老传统的本质的意义能保存、维持下去，并且光大、弘扬起来。这大体就是东方国家——尤其中国——之知识分子之最大的担负之所在。

在这里，中国的问题性最大，因为整个大陆在共产主义统治下，中国文化几乎完全没有了。困难也就在这个地方。这样一个拥有七、八亿人口的大国家，她在世界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她以往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几千年的老传统，如果不能使她走上正当的轨道，走上健全的路，这必非世界之福。

在这时候我们研究东方的东西，研究自己的传统，决不可以采取抱残守缺的态度，须要有积极一点的精神，须要关涉着时代不来弘扬。抱残守缺终是抱不住、守不住的。不在时代上起作用的终将被淘汰。

谨简单说这几句话以报答李院长的盛意，以及各位先生的招待。

答问

问：对于新儒学您老的意见如何？（韩国哲学会权允达先生） 

答：关于此问题，我的意思俱见《心体与性体》〈综论部〉第一章。

问：据所知，老师曾从西洋哲学的研究转向中国哲学的研究。请问其动机如何？（东国大学哲学系郑瑽教授）

答：中、西两哲学传统不同，然必有其可以会通之路。会通之路端在康德。两传统如不能得其会通之路，中国哲学将无复活之望，而西方哲学亦将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人的兴趣不一，而各人的才力亦有限，然客观言之，处今之世，人固不能不正视西方哲学，然亦不应专限于西方哲学。中国人之正视其自己之传统乃是其本分。推广言之，中西人士皆应自省其自己之传统并正视对方之传统，以期入于智慧之门。

问：清代考据训话之学对于清代之近代化为阻碍因素，抑或有促进之作用？（清代之近代化实已失败）（郑瑽教授） 

答：考据训诂之学，如当作一种纯粹学术兴趣而观之，则是与近代化之问题不相干者。如视作学术文化之取向，则不但无助于近代化，且适足以阻碍近代化。近代化是文化发展之取向问题，亦是政治体制之取向问题。此是思想问题，不是考据训诂所能决定者。就清代而言，考据训诂之学顶盛之时正是清帝国顶盛之时。那时并无近代化之问题，一般人亦无此意识。到清代末叶，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人始觉识到此问题。一旦觉识到此问题，人们立见考据训诂之学乃与此问题为不相干者。如是乃有变法运动。变法失败了，乃有革命，直革至共产党出现，乃益与近代化相违反。

问：中国哲学要能适应未来，其发展之应有的方向如何？（成均馆大学儒学系柳承国教授）

答：中国哲学，如自纯哲学而言，其未来发展之方向必须通过康德哲学之间架始能适应未来，因为在西方哲学中，只有康德的批判哲学始能与中国的哲学传统相契接。哲学不只是纯哲学，如通文化发展而观之，则中国哲学必须能配合近代化而且能促进近代化始能适应未来，此正是儒家传统所自发地要求者。

问：朱子的“敬”与佛学的“禅”，尤其是“敬”所具有的“内面的自己指向”，与禅宗的“话头之不断的紧张”（即禅宗的方法）之差异如何？（东国大学哲学系宋锡求教授）

答：朱子的“敬”是平素涵养的工夫，意在使吾人之心凝聚不散乱，易于合理，即易于表现性理，这是道德意识中的“敬”。佛家一般意义的“禅”是属于解脱的工夫，意即断灭烦恼，从烦恼中解脱出来，而归于寂静，这是解脱意识中的禅定，不是道德意识中的敬。儒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坤文言〉）。程明道依据此语评佛氏云：“他有一个觉之理，可以“敬以直内”矣，然无“义以方外”，其直内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这是顺便承认佛家可以有“敬以直内”，但因为无“义以方外”，所以其“直内”之本总归亦不是。“不是”意即不对或差谬之意。即不说“不对”，其禅定之“直内”亦不是儒者之“敬以直内”。儒者（如朱子）之“敬以直内”直接地是使心凝聚不散乱，间接地是使心合理，易于表现理。心静而合理即是“直内”。内部直而无曲，自能“义以方外”。“义以方外”者即是以性理为是非之标准以方正外部之事事物物也。故敬之直内自不同于禅定之使内部清净也。至于禅宗之方法则只是通过遮拨（所谓不断的否定）以止息一切葛藤而使吾人当下归于平平，此即是真解脱。“话头之不断的紧张”，此语不甚通，禅家无此类语意。禅家参话头所示的方法只是通过不断的遮拨（否定）以止息一切葛藤，并不是停在这不断的遮拨中成一个不断的紧张。若如此，永无了期，如何能得真解脱？遮拨只在止息葛藤而当下归于平平。归于平平，即遮拨亦被化除，一切话头皆销声匿迹。

问：我们对东西方传统的哲学作纯粹的比较，这对于东方传统哲学之现代化是否能有所贡献？（高丽大学哲学系尹丝淳教授）

答：所谓比较哲学，当然是东西两个不同传统之相比较。相比较也不能是空头的、泛泛的比较，总需关连于什么问题来比较。就我们刚才所讲的，即关连于现代化的问题。从这问题先分别的讲，大家先有一个共同的了解：既然西方文化能开出现代化，则西方的传统哲学或哲学传统比较容易走上现代化的路，或说与现代化容易相顺相成。至于东方呢？东方的哲学传统或传统哲学与现代化却不那么容易相顺成。有的时候是不相干的，此如佛教。佛教不一定反对现代化，也不定赞助它。现代化也好，不现代化也好，它总是这样讲，因为它以出世作主，主要是解决人生的基本问题——生死问题。

依此，东方传统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容易走上现代化的路，或容易与现代化相衔接、相顺成。关于这现代化问题先作这分别的了解。了解以后，再进一步来比较，看看西方传统哲学何以容易与现代化相顺相成，容易走上现代化的路；又东方的学问传统何以与现代化不易相顺相成。其关键何在？在这问题上就可相比较。这需要我们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从希腊开始，经过中世纪一直到近代的发展中，看看他们所讨论的是些什么问题，又他们如何思考这些问题。这一方面是思考内容的问题，一方面是思考方式的问题。我们现在要作比较的工作，即从这两方面反过来看看东方的传统哲学所思考的是什么问题，而这也决定它用什么方式来思考。由此比较，可以看出来西方的哲学传统为什么容易与现代化相顺，而东方的哲学传统则不那么容易与之相顺。

我们要从事于比较的工作，这比较也不是说比较完摆在那里就算了。比较的结果使我们知道现代化不可免，而西方哲学传统所以使西方容易走上现代化，则它必有好的地方，也就是有东方老传统所没有的、所不具备的。假如肯定现代化而自己开不出来，则学习人家也很好。比较哲学当有此作用，这样才对现代化有价值。反过来看，东方的老传统虽不那麽容易与现代化相顺成，是不是一定相妨碍呢？它虽不一定积极的相顺，却也不一定就是妨碍。在此，对东方老传统的东西总要有一恰当的了解，要恰当地加以疏通。表面的似是而非的了解是很坏、很害事的。恰当的了解，再加以疏通，看看它讨论些什么问题，以什么方式来讨论。它所探取的这个方式与它所讨论的那些问题之内容有关系，即由于问题不同。是什么问题呢？也许是和现代化这问题没多大关系的问题，因此其所用方式与现代化也没有多大关系。但无多大关系也并不就表示它妨碍现代化。它以前的心思、心力、注意点是在它自己原有的问题上。我们现在的问题多得很，随时代出现。东方人以前注意某一问题，这也不是说他们非只注意那问题不可，这并不限定说东方人只可注意那些问题而不能注意旁的问题。我们可随时开发新的问题，而以前那个问题不一定妨碍这些新的问题。比如说，佛教表面上与现代化不相干，不相干是不相干，但也不一定就妨碍。佛教讲成佛、讲菩萨道，世间的一切活动都要肯定。假定现代化中最重要的成分是科学，则菩萨道不一定反对科学。虽然科学不科学与菩萨道没多大关系，但既产生出科学来，它也不反对。而儒家、道家更不反对。这样疏通一下，则这种比较的工作对现代化有价值。

进一步说，“比较哲学”本身也不能成一个学问。天地间没有一种哲学叫做“比较哲学”，它只是一时的方便，在过程中的需要，每个人都可作一点这个工作。比较以后，可对西方哲学有恰当的了解，而从纯粹哲学的观点也可看看哲学是否能延续下去，如何使之光大起来。这样，“比较”不完全是消极的。东方哲学在与西方哲学比较下，我们觉得亦有其高明处，有超过西方的地方。如是，再来看看东方哲学如何能容纳从而消化西方哲学，使东方这传统所原有的智慧彰显出来。我们可以吸收西方的科学，但不因此就把其他东西都抹掉。

问：在中国哲学之研究中，援用西洋哲学研究方法之可能性及界限如何？（郑瑽教授）

答：关于在研究中国哲学方面利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说可能当然可能，说界限也有界限。关于其可能性，首先要了解：所谓西方哲学，乃是现代所谓“哲学”这名词的一个典型的意义。因为哲学在西方独立成一个传统，它不同于科学，也不同于宗致，它是独立的一门学问，下超过科学，上不及于宗教，是个“居间的”东西。凡人性有活动的地方，都可予以哲学的反省、哲学的思考。但一个人不能只生活在哲学中。我们生活在现实生活里，生活在物质生活里，生活在道德宗教中，却没有只生活在哲学中。只生活在哲学中是很痛苦的，这里不是个归宿地。但西方的哲学传统就单单是这个所谓不是归宿地的居间的东西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先知道“哲学”的性质是如此。

在这意义上，中国的学问若当哲学来看、来处理，它确有些哲学上的概念和道理。但儒家不能当这意义的哲学来看。儒家的学问在成德，其最高的境界是成圣成贤。诸位看看李退溪先生所代表的学问就可知道。他要在人品上完成这最高境界——成圣成贤。一般来讲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固可牵涉到一些哲学的概念，但这不是主要的目的。若站在今日纯哲学的立场来看，他的那一套都可有商讨的地方，不一定都能站得住。但这并不妨碍他往道德实践——即成德——这条路上走。道家的目的在成真人，成至人、成天人。佛家的在成佛、成菩萨。佛家的哲学性最强，但它的目标也不在哲学。但处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不妨暂时把这些学问当哲学来看。这表示不能居于儒家的最高目标，或道家、佛家的最高境界。这哲学还是半途上的话，过程中的话。

照此意义，假如以西方从古希腊开出来的哲学传统作哲学的标准意义看，则作哲学性思考之最主要的方法是分解性的思考，即概念性的思考。概念性的思考必然函着分解的方法（conceptual thinking necessarily implies analytic method）。

分解（analysis）有各种形态的表现。现在西方所讲的所谓逻辑分析（logical analysis）或语言分析（linguistic analysis），这是英美方面讲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所谓的分析，这分析是狭义的分解。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就是分解的。因为概念性的思考非分解不可。这分解是广义的，不是分析哲学之狭义的分析。中世纪圣多玛和其他神学家不能离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因而还是在走分解的路，以柏拉图、亚熙士多德的哲学来建立其神学。到近代以来，英国方面的经验主义则讲经验的分析（empirical analysis）。在欧洲大陆方面，从笛卡尔开始的理性主义还是分解的，不过其分解不是经验的，而是逻辑的。其典型的代表是莱布尼兹。所以，罗素最喜欢莱布尼兹。斯频诺萨的《伦理学》所讲的实是形上学，他用

的是严格的几何学的方法——这当然也是分解的。

到康德出来讲批判哲学（critical philosophy），则进一步。但他用来表示他这批判哲学的还是分解的方法。所以康德不论讲纯粹理性或讲实践性，头一部份一定是 analytic（分析论）。比如讲《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前面〈分析论〉即讲 analytic of concepts（概念之分析）和 analytic o f principles（原则之分析）。由概念之分析发现范畴（categories），由原则之分析发现范畴之合法使用所依据的那些原则。第一部都是分解的。分解是积极的——建立的、确定的。第二部分是 dialectic（辩证论），这是消极义的，是建立不起来的。所以康德称辩证为 logic of illusion （幻相底逻辑），而他的辩证部份则是对于幻相之批判；而称分解的部分为logic of truth（真理底逻辑）。这还是分解地讲。

所以，西方哲学发展到现在的全部，就正面讲，统统走分解的路。黑格尔稍为不同一点。他讲辩证法，这比批判的分解就进一步。但他还是以分解的方式来讲辩证，以分解的方式把辩证过程（dialectic process）给展示出来。所以，西方哲学广义地讲总是分解的。

哲学既非科学，也非宗教。在此，宗教也不限于基督宗教。照东方的看法，就中国来说，“宗”、“教”本是两个名词。现在则以“宗教”来翻译 religion 成了一个名词。宗、教在中国的本义是有宗有教，“依宗起教，以教定宗”。“宗”是本有的名词，《庄子•天下》篇谓：“不离于宗，谓之天人”。宗是最高的目标，即现在所谓宗旨。教是道路、方法，即达到最高宗旨的道路。所以说，“依宗起教，以教定宗”。因此，合此二概念以翻译西方的religion 实亦可以，也很恰当。但现在大家都以为宗教只来自西方，而忘掉原有的宗、教的意义。比如佛教，禅宗自称为宗乘，其他教说则谓之教乘。宗乘与教乘不同。教是有思路、有道路、有方法的。禅宗是“教外别传”。教外别传是把道路、方法、思路统统给打掉，直下顿悟成佛。禅宗是宗乘。其他是教乘，以教为车，乘此车可达到某一目的。宗乘以宗为乘，直接在宗这个地方就成佛。

所以，（西方）哲学下不及于科学，上不达于宗教，是个半途中的东西。半途中的东西非用概念思考不可，而概念的思考一定函着分解的方法，这就是西方哲学所运用的方法。分解当然可以应用，但，用佛教的名词来表示，这应用乃属教的范围。教需要分解来说，禅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不说；不说不能立教。但不说必须假定有说，一说就是分解。所以，照佛教的路说，思考、分解乃是属于教乘，属于教，不属于宗。立教一定要分解，佛说法也是分解的，不分解不能立。即《论语》、《孟子》、《道德经》，也是分解的。佛教中代表“非分解的”（non-analytic）是《般若经》。庄子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也是“非分解的”，他超出概念分解之外。假如要立教有所说，就非分解不可，非用概念不可。东方哲学在概念分解这方面也许差一点，但也只是差一点，不能说它不作分解或不能分解，或说它没有概念。至于分解的详、略，这是不相干的。

在西方，哲学是个居间的东西，也是停不下的。所以我常说，道德、宗教、科学、政治、经济，这些是第一序的或基层的学问（sciences of the first or basic order）。哲学则是第二序的或反省层的（of the second or reflective order）。反省过就完了，过了河就拆桥。哲学在西方就是“桥”的身份。中国的传统学问是道德、宗教，不属于哲学。但现在可方便的当哲学来看它、处理它，如此则需用概念的思考，就要用分解的方法。在这里就可以看出哲学的界限来。在东方，儒家的最高目标在成圣，佛家在成佛，道家在成真人。哲学活动是在教的范围内帮助我们的一种疏通，是一道桥。界限就在这桥上，尽桥的责任就是它的界限。所以，应用西方哲学方法的界限也就等于这方法自身的界限。西方哲学为下不是科学，上不是宗教，则我们以这种形式的哲学思考来处理东方的哲学，也就显出其界限来。

综言之，所谓运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即用它的概念思考的训练以及分解的方法。方法是桥梁，任何问题都可由此通过，但在内容上却不能瞎比附。若谓阳明的“心外无物”即柏克莱的“存在即被觉知”，这就是比附。（关于分解问题请更参看《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第一章，又《佛性与般若》附录。）

问：宋学如何能对现代文明有所贡献？（柳承国教授）

答：所谓宋学，宋明儒学都在内，不单单就宋学讲。宋明学再扩大讲就是儒家的学问。有人说宋明儒学和先秦儒家不同，或说宋明学受佛老的影响，这些话是不对的。宋明儒学尽管和先秦儒家有距离，但究竟距离有多远？或冲突不相冲突？有违反的地方没有？实则没违反，而就是儒家。说宋明学“阳儒阴释”，这是社会上诬枉之辞。宋学就是宋明学，就是儒家的学问。故此问就等于说：儒家的学问对现代文明有何贡献？

儒家这传统有其普遍性与特殊性。上面的问题也看各地方而有不同。在中国方面讲，就是儒家这传统如何能对现代化有贡献，就是中国这个文化传统、文化生命如何能开出现代化，即一方面开出科学，一方面开出民主。科学与民主是现代化的内容。消极地说，儒家这学问传统如何能与现代化适应。积极地讲，儒家这传统是中国文化生命的基本方向，它自己如何能开出——不仅是适应——现代化，即它自己有些要求，要求自己能够开出科学，开出宪制民主。所以，在中国不能说儒学这传统对现代文明有何贡献，这话说的不甚相应。要说贡献，这贡献是个永恒常在的贡献。它不单单对现代文明有贡献，对无穷未来，对以往过去，还是有贡献。因为它这个道是个常道，是“不可须臾离”的道。儒家这个道和普通宗教不一样，普通宗教是可以离的。你信此一教，我信彼一教，此当无不可。儒家的道是常道，有普遍性，也有永恒性。就此而言，若问它如何能对现代社会文明有所贡献，这等于问说它如何能适应现代的社会文明。进一步说：如何能把它这个常道的身份随时恢复其作用。

问题在中国是如此，在韩国在日本也是如此。当然也须看各自的特殊性。因为韩国有韩国的传统，假如退溪先生对韩国这传统具一重要的地位，其重要也不仅是儒家这传统，也许有其他特殊的成分，有其他特殊的地方。在这时候，假定说儒家在韩国方面对现代社会文明有些什么贡献，这主要还是因为儒家是个常道。即若把儒家当学问看，或当一个教来看，则它这个学问或这个教根本是由 moral approach（道德的进路）来建立的，即它根本是一个 moral consciousness（道德意识）。道德意识不能说对那一个社会有（或没有）贡献，它根本是任何社会所不能够离的。换言之，现代这个社会堕落，这只因为它不表现道德意识。而人不能表现道德意识就是堕落，就不能成其为人。所以，儒家既是常道，则自有其永恒性和普遍性，而它之如何能对现代文明有所贡献，这要看现代社会文明能表现不能表现这常道。

问：儒家经典将来之权威性及其注释之新方向如何？（柳承国教授）

答：将于儒家经典将来之权威性，这也可以从儒家之普遍性与特殊性来了解。在中国这方面讲，要使儒家这传统发扬出来，《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以及《大学》这几部经典必须不断地讲出来。当然，我们在这时代所需要的学问多，不像从前。以前只谈儒家的经典即可，这些经典那时有无上的权威性，现在则不可能再有这权威性。现在所需知识多，儒家的经典不一定皆能供给。但是，即使是专门学者或科学家，他们也是个人，也必须要懂得一点人道。在此，儒家这传统要永远保存，起码其主流的地位要永远保存。即如佛教的力量那么大，总取代不了儒家之正统主流的地位。佛教比较客气，它也不要作主流正统，而只作个旁支，作个附属作用就可以了。但现在不仅是佛教的问题，还有天主教、基督教的问题。信仰自由是一回事，固然不能反对。但一个国家总有其文化生命之方向、主向，这又是另一问题。在此，我们不但反对马、恩、列、史之篡夺，也反对天主教、基督教来作中国文化之主流，来决定中国文化生命之主向。在此，儒家及其经典之权威性永远可以保存。从知识方面讲，当然不必叫大家都读经典，则其权威性当然缩小。但经典代表文化生命的方向、动向，这就是其权威性所在。

至于注释之方向，在以前有汉、宋之争，我以为这种争论是无谓的。注释的目的是在恰当的了解，并期望能适应各阶层。因此，专门的、通俗的、深入浅出的注释与解说都有其适当的价值，唯一的条件是不能歪曲与背离。因此，客观地讲，将来注释的新方向大体不外以下三步骤：第一步须通晓章句，此须有训诂校勘的根据；第二步通过语意的恰当的了解须能形成、恰当的概念；此须有义理的训练；第三步通过恰当的概念随时须能应付新挑战，经由比较抉择疏通新问题，开发义理的新层面，此须有哲学的通识。

问：中国哲学为适应未来，其发展之应有的方向如何？（柳承国教授）

答：关于这问题，我希望大家看看我的《现象与物自身》那部书。中国哲学为适应未来，须通过概念思考的方式和分解的方法把它讲出来，而且进一步须将它和西方哲学的问题和内容相协调，以决定其未来。但这相协调非笼统地说，总要有个抉择，以西方哲学中相干的问题、内容来和中国的传统相合。有些问题或内容是不相干的、不能相合的。比如罗素讲数学问题，讲逻辑问题，这对逻辑学和科学有贡献，但和儒家的学问不相干。西方哲学中能和儒家学问相协调、相配合的，最好的例子只有康德。康德的哲学可以作一个桥梁，把中国的学问撑起来，即用康德哲学之概念架构把儒学之义理撑架开，进而充实、光大儒学。同时反过来看，中国之儒、释、道的智慧也可以消化康德，即容纳并笼罩它，如此就能消化它。中国智慧之能消化康德哲学，即由于比它高，而这消化可使康德的哲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些意思大体都在我的《现象与物自身》这部粹纯哲学的著作中有所说明，这或可帮助各位对这问题有确定的了解。除康德外，其他的西方哲学大体都不能尽这个桥梁的责任。在此相协调、相配合的过程中，东方哲学可以挺立起来。

原载《鹅湖月刊》第6卷第3期

1980年9月

责任编辑：杨志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