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省栖霞人。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香港大学荣誉文学博士。为当代中国最具原创性之大哲。牟氏气性高狂，才品俊逸，学思透辟，义理深徹。著作数十种，皆针对时代与学术问题而提供解决之道。既积极表述儒释道三教之义理系统，亦开辟儒家外王事功之新途径。又汉译康德三大批判，并撰写专书予以融摄消化。进而更为中西哲学之理路。

哲学的用处

一、哲学的用处：智润思

谈到哲学的用处，我们可以用《大学》里的两句话“富润屋、德润身”来做引子。这两句话是说，一个人有了财富，可以拿这些财富来润饰自己的居处；另外一方面，一个人也应该以德性来润泽自己的生命、言语、行为。这是《大学》里的两句老话，现在我们可以模仿这两句，说哲学的用处是：“智润思”。学哲学就是学哲学性思考，以哲学性思考表现你的智力，表现理智，表现孔子所说的“仁且智”的智，表现智慧。就初步而言，是理智的活动，或者说是理智性的思考；再进一步，就是智慧。智慧比较高一点，有理智思考不一定有智慧，就是智慧也仍是属于“智”。而《论语》总是“仁”与“智”两者并称，我们就藉着这个“智”字说“智润思”。哲学就是以智润思，以智来润饰我们的思想。

一般人都会有一些想法，都会考虑一些问题，思考一些问题，但是在一般情形下，这些想法、考虑、思考，不一定能称得上是“思想”这个字之恰当的意义。思想（thought）有它严格的意义，一般性的思考，大体上只是观念、想法、意见，够不上是一个思想。谦虚一点地说，我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意见，这是自己谦虚的说法；客观地讲，也无所谓谦虚不谦虚，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平常的意见和观念不能称为 thought，要使它们能够转成 thought，成为 conceptual thought（概念性的思考），必须以“智”来润。中国这个“润”字是非常美的！润就是滋润的润，拿水来润一润的润。 

1.智润思与德润身：“智润思”不是人生修养发展的最高境界，就最高境界来讲不是“智润思”，而是“德润身”。

照儒家的想法，“德润身”比“智润思”优越，高一层。人之最高的境界，总要归于“德润身”，而不是“智润思”。“德润身”与“智润思”这两者的关系好比是孔子在《论语》里面所讲的“仁”与“智”。仁与智并行，必须兼具，缺一不可，光讲仁不行，光讲智也不行。可是虽然仁智并行，仁却有优先性，智一定要隶属于仁。照儒家的讲法就是要“以仁养智”，我们要以仁来养我们的智，只有智而没有仁来养它，这个智迟早会出毛病的，所以要“以仁养智”，或者是“以仁摄智”，拿仁来统摄智。

孔子说：“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一个人运用高度的理智思考、高度的智慧，可以达到某种境界、了解某些道理。可是若没有仁来守住，“虽得之，必失之。”意即你所达到的，所了解的，最后也要消失。孔子这句话显示仁比智更有优先性。

2.“智者利仁”的意指：在《论语》里，孔子还有两句话：“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这句话不是很好讲的。“智及之，仁守之”，是要以仁来守，所以王阳明的名字明做“守仁”，“守仁”使是根据《论语》的话来的。哲学是“智润思”，虽然不是最高的苹界，可是却必须要有、必须要经过的。孔子虽然认仁有优先性，可是一定要讲智；所以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利”是锋利的利，使我们这个人可以往外开拓、向外发光，可以通出去。如果没有智来往外开拓、发光，那么顶多也只是一个大好人，没有什么大用。所以要智者利仁，这个利是“锋利”、“利刃”的利，而不是“利益”、“利用”的利。朱夫子对这个字的注解，我本人是认为不对的，那个注不成个观念，不合乎孔子说这两句话的根本意义。

我们读哲学就是学习如何用哲学这种思考，以古今中外已经有的那些著名哲学家的思想来帮助我们、训练我们的思考，这就叫“智润思”。把主观的观念，零零碎碎的意见转成thought，哲学的基本用处大概就在这里。

二、从主客观两面看哲学的作用

这种基本用处可以内在地讲，也可以外在地讲，我今天主要与大家讲的是外在的、客观的这一面。外在地讲是客观地讲，内在地请是主观地讲，也就是完全就个人自己的受用讲。

1.主观地讲是个人的受用：读哲学是个人自己的娱乐，这也是哲学的一种用处。可是这种用处是 personal 个人的、subjective 主观的，这个是用不着讲的，是个人自己的事。学哲学学到最后是个人自己的受用、自己的娱乐。读哲学是“为哲学而哲学”，就像希腊人一样，纯粹是一种好奇心理，一种 intellectual curiosity，理智的好奇。西洋人读哲学是出自这种理智的好奇，从希腊人开始，就是这样。读哲学不是为什么而读，纯粹是因为兴趣。喜欢去读，这样就行了。这样读哲学才能读进去。为“哲学而哲学”就是出自理智的好奇，发现好多问题，也尝试去解答好多问题，个人的受用是以这种姿态出现。

内在地讲与外在地讲，看起来好像是不相同的，其实到了最后是相同的，是通而为一的。假定没有理智的好奇，你最后也不能有健全的客观上的用处。所以今天我主要是就客观这方面讲，因为这一面的意义和我们这个时代关切性比较大。

2.客观地讲是向外放光：哲学有什么用处？若完全现实地说，可说一点用也没有，读哲学的人找事情很难，社会上没有一行叫做“哲学”，所以想找哲学职业，以期在现实上有所帮助，这恐怕很难。可是念哲学也不会饿死，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想找口饭吃也不困难。

有一次新亚书院招生，有一位女同学来应试，我问她为什么读哲学，以后想做什么事？她说她念哲学是想教书、当教授。我觉得她这句话很有意思，所以就取了她。读哲学以后的唯一职业是教书。这和佛教里面出家的和尚很相像。念佛不一定要出家，成佛也不是非出家不可，居士一样可以成佛，《维摩诘经》的“维摩诘”就是一个居士。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有出家的和尚呢？这里有个客观的意义。“佛、法、僧”在佛教里称为三宝，佛是释迦牟尼佛，法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那些道理，僧就是和尚，是专门传授佛法的人。和尚这两个字就是“僧”，这是音译，僧的意思就是和合，所以称和合僧，意思是和合团结起来专从事于传授佛法的人，是说这样的人为世所尚，故也称“上人”。居士不一定专门传授佛法，他可以做旁的事情，做旁的事情也一样可以成佛。而和尚则必须要奉行佛所说的那些教训、那些佛法，要负起责任，专门传授佛教里面的三藏：经藏、论藏、律藏。念哲学而做教授的人就像和尚一样，就是要做个专家、专门教授哲学，这些人也很重要，要是没有他们一代一代传下去，哲学的传统（慧命）就会消失掉了。

至于哲学在社会上的教化，即一般性、普遍性的作用，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放出来的光，而这放光的光源就在于那些教哲学的人，这些人就是哲学中的和尚。所以你想要读哲学，当然要有主观的兴趣，要有理智的好奇，读久了就会有自己个人的受用。但读了好几年而觉得没有受用的，也大有人在，没有受用就放弃，转行算了，转行的人也多得很。哲学系一个年级有四十个人，四个年级就有一百六十个人，哪来那么多的哲学家呢？一年级多一点，我赞成，二年级转系了，我也不反对，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兴趣的可以转，但哲学系学生多一点也是好的。念哲学，开始时有一点兴趣，那不一定是绝对的兴趣，不一定是发自 intellectual curiosity，所以读了以后在自己的生活上没有受用，读不下去。即使有人可以继续赞下去，可以有个人的受用，这个受用也只是个人的事，旁人管不着的，所以我们只能讲客观这一面。

假若真有哲学兴趣，读哲学读得进去，又能继续不断地读下去，到时候会有客观方面的作用，那时影响就大了。个人主观的受用影响很小，只局限于自己。必须往外放光，向客观方面通出去，影响才会大。所以哲学一定要往外放光，不放光，对于社会没有什么影响，在文化上不会起一种影响的作用。而想要向外放光，必须要自己是真正的光才行，你的生命必须是光之源，放出来的才是光。假若你自己不是光，你的生命之源不是光之源，便不能放出光，放出来的只是像《水浒传》中一百零八条好汉那样一团黑气，只有更加扰乱天下，那反而更不好、更麻烦。

三、哲学在中国所以流行之故

为什么讲这些呢？因为我有一个感想。中国以前没有哲学这个名词，秦汉以来，有汉学、有宋学，可是没有所谓的哲学。自民国以来，中国接受西方哲学，结果对中国的社会影响非常大。在中国，哲学变成最流行，大家都念哲学，尤其是《《理则学》（逻辑）》。这在西方是不太有的情形。在西方，哲学原本就是专家的事，是专门的专业。可是在中国却很重视《理则学》，为什么呢？《理则学》这门学问不是一般人所能训练的，一般人表达聪明、表达思考，也不一定要读《理则学》才行。假若读了《理则学》才会思考，那么中国二千年来没有《理则学》，何以中国人照样会思考？可见这里面有一个错觉。这个错觉从哪里来呢？为什么哲学在中国那样流行，大家都在谈哲学，谈唯心论、唯物论的问题？

1.错觉的幻现造成时代的灾害：唯心论和唯物论是哲学中的专门问题，不是一般人所能谈的，这并不是说它有什么高妙之处，而是说一般人根本不需要知道这些东西，知道了也没有什么用。可是一般人却常常喧唯嚷唯心、唯物的问题，争论了老半天又没有一定的道理。你不要以为他们争论这些问题，有什么了不起，其实这些人都是愈讲愈糊涂。

“唯物论”这个词的翻译还过得去，“唯心论”一词就翻译得非常不恰当。西方人没有唯心论，只有idealism。 idealism 是从柏拉图开始，在柏拉图讲的是idea、是理型，而不是心。在康德也讲idea，而康德所讲的是一种“纯粹理性底概念”，像上帝存在、灵魂不灭、自由意志……等皆是纯粹理性底概念，表示它们的对象不必有实在性，虽无实在性，然而它们总意指一些超越的对象，并不就是 mind，并不就是心。所以在康德我们可以把 idealism 翻成“理念主义”，而在柏拉图那里，则翻成“理型主义”。柏拉图的idea 是现实东西所依倣的一个超越的理型，它是 objective，而且是reality，但不是mind，虽然与心有关系，但是却不是心。即使是英国经验主义的柏克莱（G. Berkeley）所讲的idea，也是一种现实的物象，是“所”，虽然与 mind 不可分离，却也不是mind。所以把柏克莱的 idealism 翻成唯心论，更坏。把 idealism 通通翻成唯心论，在中国就造成了这个名词的灾害。

Marxism一来，把一切哲学二分为唯心论与唯物论，这种分法很有问题，而且非常荒谬，可是却很简单化，很合乎一般人的胃口，所以就把这些名词拿来泛滥无度地乱使用，造成不良的影响，形成一种幻觉。哲学在中国的影响完全是一个 illusion，是个幻相，由虚幻的东西造成的，没有一个是眞实的。你看这奇不奇怪！我们这个时代的灾害，竟是由虚幻的东西所造成的！假若你忽然间觉悟了，一旦豁然明白了，便知道完全是一阵瞎闹。可是这个幻觉到现在还没有豁醒，这个社会似乎一直沉陷在幻觉中，在中国如此，在西方也是如此，索忍尼辛这次来自由中国演讲，所讲的也就是提醒这个意思。

四、略说我个人读哲学的感受与用心

照我个人讲，当我在学校读书时，左倾的思想满天下。那一套ideology，我通通都读。我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地主，只是一个乡下人。到北平去读书，人地生疏，一个人也不认得。那个时候思想绝对自由，没有人管。我并没有特别的聪明，比我聪明的人多的是。可是这个时代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自由世界的标准是一套。讲到历史，它是唯物史观，是经济决定论，下层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下层基础一倒一变，上层建筑通通垮。上层建筑是国家、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艺术……自由世界对于这些都有一定的定义，他们就一个个与你相反，而且讲的振振有辞，很吸引人、很动听，尤其是反动心理、不正常心理的人听来更觉得过瘾。譬如：我们说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三个要素构成的。他就说，这是资产阶级的定义，我们无产阶级的定义是：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接照逻辑思考，这种定义行不行呢？想一想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可是它讲的却很动人啊！谈到艺术，他就说你们是为艺术而艺术，我们是为人民而艺术，为无产阶级而艺术。谈到逻辑，他就说你们是形式逻辑，我们是辩证逻辑，你们是依照形式逻辑的形而上的思考，不是辩证唯物的思考。这一套套，从经济、政治、国家、法律、道德、宗教、艺术……上天下地他都来，你有多高，他就有多高；你有多低，他就有多低；你有多广大，他就有多广大。一个个都与你相对反。

这些我通通读，可是我却没有受它的影响，读哲学系的人多得很，比我聪明的人多得很，但是没有人好好考虑这些话站得住站不住。我没有偏见，我不是资本家，不是地主，也不是官僚，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也没有身份。我只是把它们一个个衡量，就发现没有一个站得住的。你马克思批评逻辑，我就把逻辑仔细地读一读，law of contradiction（矛盾律）、law of identity（同一律）、law of excluded middle（排中律）这三个思想律是什么？你唯物辩证法怎样来批驳这三个思想律？是不是相应？三个思想律能不能反驳？你的批驳对不对？若不对，就是牛头不对马嘴，无的放矢。这些都是运用思想，读哲学就是要运用思想啊！从这里开始，再把国家、政治、道德、法律、宗教、艺术……一个个拿来思考，一个个衡量，你就可以知道他们讲的那一大套，没有一个在概念上、在思想上站立得住。既然没有道理，我何必相信？相信你做什么？你那一套是妖言、是谎言，当然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力。

我所做的只是谛谛当当地衡量那些观念，“谛当”就能“破邪”，把那些妖言邪说打回去。我所做的这样一点工作，我们读哲学的同行很少人做。

新文化运动那些人想治国平天下，想把中国弄好，梁漱溟先生也想把中国弄好，可是结果都弄不好。这表示这里实有问题！中国的国运和文化的前途如何走上坦途呢？国家文化的前途其实和学问一样，有一定的道路。数学有数学的道路，科学有科学的道路，物理学有物理学的道路，形上学有形上学的道路，没有道路就不成个学问。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的序言中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些有规范、轨道性的东西，要好好了解。规范了解了，轨道清楚了，生命也就定了。这样才能对国家、对社会客观方面的问题平平实实地讲话，所讲的话也才是正当的话，才不会出怪，才不会哗众取宠。这几十年来读哲学的人要不是转行，就是出怪、哗众取宠，我不好在此一个个指名道姓。试问有几个人堂堂正正、平平实实地为国家讲几句话呢？

现代化的问题必须好好了解，那些秀才翰林完全不懂现代化，梁漱溟先生对于现代化也完全不懂。须知这里面是有眞理的，modern 不是fashion，这里面有眞理，要仔细了解了，就会正视现代化。我们对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历史所经过的这三个阶段若能好好了解、好好考虑，就知道中国的前途是落在现代化这个关键上。离开了这个模型，是没有前途的，只有死亡，十亿同胞的受灾难，这终究不是中华民族的好现象，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愿意有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一个读哲学的人更应该说话，堂堂正正、平平实实地说话，本着“光源”，而不是本着“燐火之源”说话！

                             （72年1月31日讲于东海大学，庄雅棠整理）

                    原载《中国文化月刊》第42期      198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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