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省栖霞人。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香港大学荣誉文学博士。为当代中国最具原创性之大哲。牟氏气性高狂，才品俊逸，学思透辟，义理深徹。著作数十种，皆针对时代与学术问题而提供解决之道。既积极表述儒释道三教之义理系统，亦开辟儒家外王事功之新途径。又汉译康德三大批判，并撰写专书予以融摄消化。进而更为中西哲学之理路。

摘要：本文围绕先秦儒学大义，阐述中国学问以生命为中心，区别于西方以知识为中心的学问。中国传统重视生命问题，以经典为依据形成对儒家的共识。中国的 “教” 蕴含实践智慧学，此观念在西方渐失，如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哲学等未体现实践智慧学意义。古希腊哲学古义为实践智慧学，柏拉图虽提出最高善，但其实践为他律道德，依靠理智纯洁灵魂，以存有论的圆满规定善，存在诸多问题。康德提出意志自律，区分技术实践与道德实践，而中国儒家早有类似意志自律的观念，如以心性、良知体现仁义内在。宋明理学家争论 “心即理” 与 “性即理”，“心即理” 体现自律，“性即理” 存在同语重复，未突出心的决定能力。儒家的道德实践问题关涉生命，实践智慧学以经典为依据，孔子智慧可概括为 “践仁知天”，儒家向往的学问是道德形而上学，类似于康德的道德神学 。

先秦儒学大义

第一讲

什么叫做生命的学问呢？就是以生命为中心，不以知识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的学问是什么东西呢？这两者为什么要分开呢？

我的学思头一阶段是以逻辑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碰见熊〔十力〕先生以后，了解中国的学问，才知道生命的问题。那就是说，中国的学问是以生命为中心，不以知识为中心。我头一阶段讲逻辑，写《认识心之批判》，那是以知识为中心。这两者的差别你们懂不懂？至少有没有这个观念呢？不要光听我讲，你们要自己思考。为什么从以知识为中心，转为以生命为中心呢？这个“以生命为中心”有什么涵义呢？

为什么说中国的学问是以生命为中心呢？中国学问没有知识的问题吗？这个时候，“生命”是什么意义的生命呢？中国学问以生命为中心的“生命”是不是生物学意义的生命呢？假定你说，这“生命”是价值意义的。那么，西方人以知识为中心，西方人就不讲价值问题吗？

“以生命为中心”与“以知识为中心”有差别，那么，知识与生命问题是一是二呢？知识与价值问题是一是二呢？知识与道德是一是二呢？不管是一或是二，中国哲学传统重视生命、重视价值。但不是说中国人只有这一面，而没有知识那一面。也不是说西方人只有那一面，而没有这一面。

中国人为什么重视生命这一方面，这一方面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呢？你能举一些古典里面的词语吗？这些词语都是常见的，而且大家公认，是常识的所在，也就是要点之所在。现在的人不注意这些要点，所以对中国学问没有共识的。横撑竖架的，都是说一些不相干的观念。譬如，这一次许多人到大陆曲阜去开会，讲孔夫子。讲的通通不相干，都是废话。完全不了解，头脑都死掉了嘛，看孔夫子都拿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有时候是封建，有时候不封建。孔子的话哪些是封建的，哪些是不封建的。他们都是这一类的观点。这种观点与我们讨论的完全不相干的。就是他们没有达到那个要点。

忽然间他们又想到孔夫子的知识论。这都是乱说乱讲。所以，中国人现在的学问是很难讲的，共识没有了。这个以前的人都很容易懂的，中国人比较重视生命问题，那些话头摆在眼前，就那几句就表示出来。尽管中国人也并不是不讲知识。

为什么他对生命特别感兴趣，特别关心呢？这个生命的问题是一个终极关心的问题。这个你平常有一点感触没有呢？有一点感想没有呢？现在的人对于这方面没有感想的。所以，你说出来他不懂。他们关心斗争，你关心生命，他们说那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说不通的。这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最没有知识、最没有智慧的就是现在的中国人。在他们那种头脑下根本不能了解中国传统。

我们总括起来说中国的传统是以生命为终极关心。中国的经典那么多，你为什么说这句话呢？你的根据在哪里呢？我的根据在整个中国传统的经典，经典都摆在那里，我是假定你对这些经典都经过了，了解了。这是有共同理解的。对于四书五经——《论语》《孟子》《中庸》《易传》《大学》等有共同了解，对于儒家、道家有共同了解。讲了两千多年，有共同了解嘛。哪里像他们那种讲法？说孔子这句话是封建，那句话是资产阶级，那句话有点好处。这种说法了解孔子有道理吗？

两千多年来，一代一代都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嘛。这表示每一个时代对于儒家这个学问的共识。现在对于儒家没有共识，现在，他们都说儒家是封建。“封建”不是共识，这不是一个对儒家共识的了解。封建是社会的某一个形态，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你看以前哪里有人拿封建不封建来讲儒家的呢？有哪一个阶段拿封建、不封建这种话来了解儒家的呢？

为什么每一个时代对于儒家都有这样共同的了解呢？当然有根据嘛。根据就是那些经典，这表示那时代的人对经典中每一个重要的句子都考量过了。宋明理学家为什么那样了解儒家呢？他们对于《论语》《孟子》《中庸》《易传》《大学》这五部书中的那些重要句子都考量过了。他们从这里面取得了共识，知道这里面是些什么问题。

譬如说《论语》，对于《论语》的共同了解是什么，它的重点在哪里？《论语》代表孔子的生命，那么，你从孔子这个地方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概括的了解？《孟子》《中庸》《易传》《大学》也如此。这样一来，当然有一个共识嘛。现在的人不往这方面走，他们以为他们有从西方来的新观点。所以，你要了解中国的学问有共同的讲法，两千年来天天在那里思考，没有间断过呀。只是到满清入关打断了，不了解了。你自己成了真空，你自己的Idea，那个领导方向的观念，你不了解。你把两千多年来讲的儒家通通打掉。这个时代的这种知识分子没有良心。他们只做考据，以为我们讲的那些都是闲谈、空话。现在念史学的都是如此，中央研究院也是如此呀。他们说这些我不懂，我不是以这个为专家。这些你怎么不懂呢？这个你当该懂嘛。所以，满清三百年来，大家都不注意这个，忘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费大劲，要重新经过。我是见到熊〔十力〕先生以后才能正视生命问题，了解中国的传统。我第一个阶段讲逻辑，写《认识心之批判》，那些问题里面没有生命的问题。那么，我念这些抽象的东西干什么嘛。你这么抽象，这么专家，这么高深，这于你的生命有什么用嘛。这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什么用嘛。那么，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什么问题呢？这是不是逻辑问题呢？是不是数学问题呢？是不是我《认识心之批判》所讲的问题呢？可见有不同嘛。

那么，什么叫作“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呢？这是《大学》上的一个纲领性的话。好像很完备，但还是粗呀。“正心、诚意”是什么问题嘛，逻辑里面有没有“正心、诚意”呢？“正心、诚意”是什么问题，而逻辑又是什么问题呢？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作一个区分。

“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人的必然的道理，人这个 human being 一定要如此的。这个在以前没有人怀疑的，不能起争辩的。你能作多少，那是一个问题，但你不能说这不对。但是，现在的人不懂什么是“正心、诚意、修身”。现在的人没有家庭，怎么能“齐家”呢？家庭要承认人伦呀。《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现在的人男女不分，没有人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这是三纲领。“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这是八条目。整个这一套就是《大学》所谓三纲领、八条目。这个还是笼统。这个笼统的一套就已经不是我的《认识心之批判》所讲的那一套了。我的《认识心之批判》没有格物致知，没有正心诚意，也没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没有讲明德的问题。我那个是希腊的传统，西方哲学传统是以这个为中心，但这只是希腊传统的一面。

希腊人所说的哲学的古义是什么呢？就是爱智慧。“爱智慧”是笼统说。什么叫作爱智慧呢？爱智慧就等于中国人所谓“教”。这是希腊人说哲学的意义，康德名之曰“实践的智慧学”。“实践的智慧学”就是我们所谓“生命的学问”。依照希腊人说，什么是智慧呢？以最高善为标准才是智慧。以最高善为目标，而且使它实现出来，这要靠行动，靠道德的实践。这不是靠讲，不是知识的问题，不是逻辑的问题。

那么，实践的智慧学就等于中国人所说的教。为什么中国人所说的教是这个意思呢？什么是中国人说的“教”呢？这个“教”不是宗教的教。依照儒家的讲法，这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中庸》）的“教”。“教”就是道德的实践，不是教训人呀。

这就是终极关心的问题，终极关心的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就是教的问题。但是，这个意义的哲学在现代西方还保持吗？你们看，现在的西方哲学哪一个地方是实践的智慧学呢？英美是分析哲学，走的是分析的路。胡塞尔那个现象学有吗？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有吗？都没有呀。不但分析哲学没有，欧洲大陆上的现象学与存在哲学也没有实践智慧学的意义。为什么呢？分析哲学没有，这是很显明的。为什么说现象学、存在哲学也没有呢？在他们那套思想里面关键的症结在哪里呢？不是随便说人家没有就是没有，不是随便骂人。你们天天讲胡塞尔现象学、天天讲存在主义，你懂吗？关键在哪里？这就是哲学问题，引发你的思考。

分析哲学没有实践智慧学的意义，这个大家都知道。你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也没有，为什么呢？这都是欧洲大陆的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都是德国的哲学家。我这样问你们，就是引发你们的思考，思考久了，你们就懂得了。最重要是一个问题一步一步往里入。胡塞尔所想的东西，你抓住他的线索，你也可以想出来。你抓不住他的线索，你所知道的都是 external，你自己完全没有自发性，你没有与他的问题在一个思路上。

什么叫作实践的智慧学？爱最高善才是智慧，所以，这个“实践”一定是道德的实践。我们所谓“教”就是属于道德的实践。首先你的哲学系统里面要有道德的观念、道德的问题才行。胡塞尔的现象学里面有没有道德的问题呢？你们也不一定懂胡塞尔，但照你们所道听途说的，胡塞尔的现象学有没有道德的问题呢？没有。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有没有道德的问题呢？也没有。这个你都不知道，你讲什么现象学，讲什么存在哲学呢？

胡塞尔那套现象学都是在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的transcendental apperception范围之内，它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它是讲准确的知识。在transcendental apperception这个范围内，没有康德所说的noumena里面的问题，也没有morality的问题，morality在康德是属于noumena的。这个你们看不出来。天天在读哲学，都是在那里瞎读。现在，现象学是显学，大家最喜欢读。他们不谈康德，分析哲学也不能谈，因为没有逻辑的训练。所以，拿着胡塞尔、海德格尔来唬人。这是这个时代的青年人的一种风气。

所以我说，古希腊意义的哲学在西方没有了。这个意义的哲学保存在哪里呢？保存在中国，保存在中国的传统里面。不管是儒家式的、道家式的，或是佛家式的，那个“教”的意义就是古希腊的实践智慧学的意义。古希腊的实践智慧学就是教的意义，照儒家说也合，照道家说也合，照佛家说也合。而中国哲学的传统就是儒释道三教。所以，真正的哲学在中国，在传统中国的那个老的中国传统，不是在现在的中国。满清入主中国三百年，这个传统没有了，因为满清是考据，乾嘉年间的考据学，现在中央研究院的新考据，胡适之的新考据，都是走的乾嘉年间那条路，是乾嘉年间考据的遗风。大陆上是马克思主义新教，这是另一个宗教。不是基督教，也不是佛教，也不是儒家、道家。它是马克思教，这是新教。我说它是一个新教，这是客气话，实质上它也不是一个宗教。

不管是儒家，或是道家、佛教，或是基督教，它要成一个教，都是实践的智慧学。要通过理性的实践来纯洁化生命，这是“教”的基本意义，“教”的基本意义要这样了解。按照这个意义，以儒释道三教为最恰当。基督教就不十分恰当。因为基督教不是通过理性的实践来纯洁化你的生命，它最重要是通过祈祷，上帝加恩。所以，它是宗教的“教”，不是实践的智慧学所说的那个“教”。这两个意思所说的“教”不同，这要注意，要区分清楚。

基督教的“教”是宗教的“教”，从纯洁化进一步讲神圣化。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前面都加一个“圣”字。神圣化看来比纯洁化更高，但是，在基督教，纯洁化、神圣化都不是实践的问题，不是通过我们的实践而达到的，而是通过祈祷。祈祷是函着什么呢？祈祷能不能达到，靠谁呢？靠上帝。如何能达到纯洁化、神圣化呢？从我这里讲是通过祈祷，从上帝方面讲，是加恩、恩宠。这一套教中国人向来不喜欢的。我是地道的中国人，我向来不喜欢这一套，尽管我也可以讲它的道理，它那一套道理我都可以给你讲出来。但我根本不喜欢那一套，你那个调调不好。

基督教通过祈祷，个人的祈祷能不能达到纯洁化生命，要靠上帝加恩。这是从外部讲。从内部讲，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通过“信”。这个有道理，你不信，光祈祷也没有用。照儒释道三教讲，信也是一个重要成分。但是，光是“信”不能表示实践的意义。儒释道三教都有实践的智慧学，但基督教没有。所以，基督教的实践意义不够，祈祷、信还不是实践的意义。

基督不是实践成的，是道成肉身，耶稣是上帝的化身。但是，照中国人看，耶稣是圣人，圣人就是实践成的。依基督教，道成肉身单就耶稣讲，我们不行呀。在中国人说，人人皆可以为圣人，在基督教不能说人人皆可以为基督，这不通的，这是不敬。这个地方与中国人相冲突。儒家说，人人皆可以为圣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荀子也说，途之人可以为禹。佛家说，众生皆可成佛。这就表示说，不管是圣人，或是佛，是通过我们的实践而成；难是难，但并不是不可能，并不是上帝的化身。你说上帝的化身，那是把责任都推出去了。加恩也是如此，你只要祈祷就成了，犯罪也没关系，你只要祈祷一下子，上帝明天就加恩于你，把你的罪赦免了。犯罪场旁边就是教堂，教堂就是赦免。这种形态中国人根本不相信。当他犯罪的时候，上帝没有了，当他痛哭流涕求赦免的时候，他也是真的。所以，西方人的生命激荡得很，带戏剧性。现代人最喜欢戏剧性了，因为戏剧性刺激、过瘾。

中国人成圣人、成佛没有激荡性，慢慢来，不能急。而且是个永恒的工作，无穷无尽，永远没有休息的时候，没有停止的时候。你一天停止，一下就堕落。这个没有戏剧性。那些时髦的人物，骂这个封建，骂那个反动，到他信教的时候就不是封建，也不是反动，而是最时髦。所以，这可以吸引许多洋化的人，这也是洋化，是现代化、进步化的一个marks。相信科学、讲民主，那是政治方面的，信洋教那也是一个方面。你要是相信孔夫子、念佛教，你就是腐败，但信洋教就没有人说你老古董。这就是现时代的中国人，这不是可悲吗？

实践智慧学是从西方古希腊发出来的，为什么在西方保不住呢？哲学的古义也是从希腊发出来的，为什么西方人保留不住这个古义、原义，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了解中西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们要思考一下。我们现在所谓哲学，中国人本来没有的，中国人只有所谓“教”。“哲学”本来是西方的，西方从哪里发出来呢？从希腊发，而希腊哲学的古义是实践的智慧学，中国人所谓“教”就是这个实践的智慧学。

为什么在西方，哲学的古义丧失了呢？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柏拉图。关键不在亚里士多德，因为亚里士多德不行，更落下来了。西方人说亚里士多德是科学之父，哲学之父是柏拉图，最重要是柏拉图。因为柏拉图讲最高善，到亚里士多德就不讲了。柏拉图有实践的智慧学，有最高善。他那个最高善的向往不错，但他讲实践、讲道德不够。照柏拉图，通过什么方法纯洁化你的灵魂（soul) 呢？

柏拉图那个实践就是纯洁化你的灵魂，纯洁化为的是什么，就是为的把握 Idea。最高善也是一个 Idea，这个“最高善”的意义不是康德所说的“最高善”，但还是最高善。因为我们的 soul 原来与 Idea 合在一起，有生以后，我们这个 soul 陷落在我的躯壳里面，忘掉了。依照苏格拉底的说法，通过回忆的办法重新把握 Idea，慢慢来，这就是实践。如何纯洁化你的灵魂（古代的名词是“soul”，现在的新名词就叫做“mind”）呢？柏拉图的办法是什么呢？不是祈祷，也不是加恩。是通过理智。念数学、几何学、听音乐。他重视这些东西，因为 Idea 是 form是object。这样的实践是不是道德呢？实践本来是道德的，但是，柏拉图这个意义的实践离道德远了。所以，这种意义讲道德是他律道德，康德以前的讲法都是他律道德。

柏拉图是理型主义，纯洁灵魂的标准是 Idea，最高善也是 Idea。Idea 为什么能作为一个客观的标准呢？Idea 是一个object，这个 object 为什么可以作为一个标准，可以作为是非、善恶的道德的标准呢？因为 Idea 叫作存有论的圆满（ontological perfection)。所以，理性主义从柏拉图开始，是柏拉图这个传统，以ontological being 来 define good，就是以存有论的实有来规定善。这个 ontological perfection 就是指一个ontological being，这 being 最真实，按照 Idea 成一枝粉笔，这个也是道德的标准、善的标准。

假定你问柏拉图：什么是善呢？什么是最高善呢？就是以存有论的圆满，或存有论的实有来规定善。西方人从古希腊下来讲善就是这样讲，这是柏拉图的讲法，理性主义的讲法。这不是康德的讲法，不是儒家的讲法。所以，柏拉图在这个地方不行，就是这个道理。

到基督教出来的时候，什么是善呢？上帝的规定就是善。谁来规定善恶呢？上帝规定。不管是上帝规定，或是理性主义拿存有论的圆满来规定，或者功利主义拿快乐来规定，这些都是意志的他律。“他律”是什么呢？就是依照一个外在的客观的东西来规定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什么是你应当做的，什么是你不应当做的。依据外在的东西来决定我们的意志，这就是他律。

柏拉图这种讲法也向往最高善、爱智慧，智慧定在最高善 。最高善靠Idea来规定，Idea就代表圆满性。Idea分等级，现实的东西都是分得这个Idea的圆满性的几分之几，定不能全部跟那个Idea相合。这样他律意义的实践结果没有用的，一定出问题。所以，后来亚里士多德一直下来都是他律。柏拉图所说的Idea、最高善，这个实在有问题。所以，他的思想里面好多是神话。而且，他那个Idea混漫得很，都是Idea，都有个Idea，数学、逻辑、一般存在，都有个Idea。这个Idea的观念用得太滥。康德后来说你这些都是概念，概念是知识的观念。康德把柏拉图的Idea只保留在实践理性的范围内，就是在道德的范围内才可以叫作Idea。其他数学、科学知识不叫作Idea，那叫作概念。

实践的最重要的关键靠自由意志，光靠 Idea 没有用。实践的关键在主体，要开出主体。Idea 是客体，主体没有开出来。所以，柏拉图那个意志、实践理性只能他律，不能自律。讲自律，主体之门才能开出。意志本身就是主体，就是实践的主体。所以，一定要讲自由意志（free will)。自由意志是真正的主体，讲实践要靠这个。你自己不自立，怎么能实践呢？柏拉图讲实践是走的知识的路，就是知识与道德混在一起。知识的路不是真正的实践，这个到康德出来分得很清楚。实践有好几种，只有从道德这个地方所讲的才是真正的实践。

譬如说，你演算几何，这也是一种实践，但这种实践不是道德的。譬如说，医生治病、做手术，这也是实践，但这种实践不是道德的。这些是技术的，技术的实践属于theoretical reason。

所以，柏拉图尽管开出最高善、爱智慧，但没有用。他那条路结果走来走去，最后没有了，变成知识论，实践意义没有了。所以，他所向往的那种意义的实践没有用的，保不住的。这个问题只有到康德出来才抓住了。康德是十八世纪的人，到我们现在才二百年。所以，康德出来讲自律道德，这是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出来讲意志自律，这是空前绝后的大事。到康德出来才指出实践之所以为实践的意义，只有道德才叫作实践的。演算几何、医生治病，那种技术的实践是属于theoretical reason，不是 practical reason。这不是区分得很清楚吗？所以，康德在这个问题上有大功劳，了不起呀。

就中国儒家讲，为什么可以保存住实践智慧学的意义呢？康德讲意志自律，那是到十八世纪才出现，在西方来说是一个革命。这个意思中国人早就有。中国人没有 free will 这个名词，中国人怎么表示这个自律呢？儒家怎么表示这个意志自律呢？在中国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所以说，中国保存实践智慧学靠儒家，这个实践就是道德的实践。道德实践的最恰当的本义保存在儒家。西方人保不住，柏拉图保不住。在西方，只有康德才开始提出这个意思，但是，他还没有达到儒家那个成熟的境界。

实践智慧学、自由意志、意志自律，这是康德的新名词。我提到这些名词，是让你们想到中国的老传统。你说根据这些怎么能想到中国的老传统呢？这就表示你对于中国老传统的知识一点也没有。为什么不可以用呢？一说到这里马上就明白了嘛。康德讲自律靠自由意志，中国人不用这个名词，中国人用的什么名词呢？康德说意志自律，因为自律，这个意志才是自由。自己决定，不是旁人给你决定。那么在儒家，决定仁义内在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心性、良知。所用名词不同，但意思一样。这样点出来，不是通通懂得了吗？那么，《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孟子从四端之心了解性，说性善，都是一样的意思。这样才能讲“仁义内在”。要不然你怎么能讲“仁义内在”呢？

告子就不能讲“仁义内在”。告子说，“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这就表示仁义在性以外。告子所言“性”是什么意义的性呢？就是“生之谓性”。“生之谓性”不能讲“仁义内在”，不能讲自律。依照康德的讲法，自律是从 free will 讲，free will 不是“生之谓性”嘛。这都清楚得很，分寸都一样，只是名词不一样。这才是哲学问题，这是共识呀。中国人以前的讲法是心、性，没有讲自由意志这个词。

所以，到宋明理学家出来，他们争论的论点集中在哪两句话呢？程朱、陆王两派的争论集中在两句话：“心即理”与“性即理”。“心即理”就是自律，“性即理”不是自律。“心即理”是分析命题，心就是理。“性即理”也是分析命题。但为什么“心即理”是自律，“性即理”不是自律呢？

依康德，自律靠will，will 是心的活动。心能活动，心能够律，能自己决定方向。朱子讲的“性即理”，这不单是分析命题，“性”与“理”是同义语。这等于没有说话，都是废话嘛。照朱夫子理解，“性”就是理，这是同语重复。那么，谁来决定这个理呢？决定理的能力在哪里呢？决定理的能力在心嘛，你为什么不说“心即理”，而说“性即理”呢？可见你说“性即理”的那个“性”没有心的意义，心落下来了，所以不能讲自律了。这样你才能了解朱夫子不能讲自律。“心即理”才是自律，因为“心”没有落下来，心决定方向，心能活动。这种思考要把概念弄清楚，这种了解是儒家的共识，这就是哲学的问题。

儒家的共识不是凭空来的，是根据经典来的，依据对《论语》《孟子》《中庸》《易传》《大学》这五部经典的共同了解。各时代都这样讲，这就是中国的哲学传统。这都不是以知识为中心，都不是逻辑的问题。这都是道德的实践问题，道德实践的问题当然关系到我们的生命。所以叫做实践的智慧学。

“实践的智慧学”，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大义，这个大义你们要抓住，这是个眉目。要了解这种大义，后面要有文献的根据。要是一点文献的根据也没有，那就是空话。不要先有一个偏见，先有一个架子，然后把文献往上套。先通文句，依照文献了解。这样讲很容易懂，稍为懂一点《论语》《孟子》《中庸》《易传》里面的重要句子就可以了解，这个道理不是很困难。主要是这种思考方式。你要讲康德哲学，他那种专有名词一下子就把你闹糊涂了。

我们下一次就根据经典讲，每一部经典的中心观念是什么。譬如说，我们通过《论语》来了解孔夫子。那么，《论语》的中心观念是什么呢？孔子的智慧总起来一句话，“践仁知天”。大家都这样了解，讲了两千多年，都有共识。这不是我的私见，这样了解以后，这个生命的学问、实践的智慧学到最后关涉到一个什么学问，一步一步逼出来，儒家向往的最后的那个学问就是 moral metaphysics。这就类比康德所说的道德的神学，这是共同的问题。

按照西方基督教传统，康德讲道德的神学。康德说我们只能承认moral theology， 不能承认 theological ethics。这是正当的态度。按照基督教的传统，康德是正当的态度。中国不这样讲，儒家不是宗教，所以我们不讲moral theology，而讲moral metaphysics，意思是一样的，依义理就是 moral meta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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