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文明”的形成有赖于“和而不同”的文明间对话的开展。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是实现平等互惠的文明对话的出发点。儒家思想不仅在“文化中国”地区发挥作用，也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并且可以与西方启蒙价值互相参照、互相补充。当前人类面临的诸多困境，如文明冲突与环境污染，既要求各大文明内部的自我转化，也在呼唤一种新的人文主义来引领行动。儒家伦理是开放的、灵动的，其“仁”（同情、恻隐、良知）的理念可以使文明对话更加有成效。

我们强调“和”不是要求“同”；“和”的必要条件就是“异”。尊重差异、甚至庆幸差异，才真正能够发展有创造性的“和”。因此，“和”的对立面是“同”。我们不要求我们的观点、意见、方向是所有世界上各种文明都能够认同的。我们是以一个开放的心态来进行各种类型的文明对话。儒家传统是地道的“学习型”文明。儒家从曲阜、东亚走向世界，是“学而时习之”的结果，没有学习也就没有儒家。儒家学习的方式是以对话为主，当然有的时候也有辩难、冲突与批判。对话是一种倾听，也是一种参与；是一种知，也是一种行；是一种沟通，也是一种反省；是尊重他人，也是自尊自重；是广结善缘，也是独立自主。那种单向说教式的、居高临下式的弘法，被接受的可能性不大。“一言堂”不符合儒家既多元开放、又善于“自反”的教学理念。因此儒家伦理是开放的、灵动的，但却坚持大经大法，绝非一种不顾原则与主旨的相对主义。儒家的原则就是紧扣“三达德”：智、仁、勇；“四端”：仁、义、礼、智；乃至从汉代以来就成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它所传达的伦理信息是有本有根的，是落实到每一个人、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心灵之中的。这一原则不是封闭的特殊主义，不是中国自家的，更不是带有侵略性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条儒家式的道德“金律”，也称为“恕道”。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并非利他主义，而是基于同情的自知自明。承认并尊重他人的自主性，不是一种消极的默许，而是一种积极的允诺。正因为没有把自己的成见或信念当作真理，才有对话的空间，才能互相学习，才能为互相学习创造条件。将自己的所得与他人分享，也为他人带来由衷的喜悦，这本来是人生之大乐，不应该回避。可是，如果缺乏修养的塑造，便很难超越自以为是的思想。与此对应，“己所欲，施于人”是一条基督教式的道德“金律”：如果我认为好的，也要给别人分享。但即使要分享，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人需要什么。“恕道”并不消极，而是积极的为人之道。关怀是尊重的前提，没有关怀便无所谓尊重，关怀是来自于一种同情，没有同情便没有儒家伦理。因此儒家伦理的核心是“恻隐之情”，也即“仁”。

儒家伦理不是情感主义，也不是直觉主义。同情和理性不仅不矛盾，而且可以相互配合。过去30年甚至更长，“亚洲价值”在国际社会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亚洲价值”以儒家伦理为主，在今天的东亚特别是“文化中国”地区，具有很深刻的生命力和说服力，儒家价值因此也是广义“文化中国”的核心价值。我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都是普世价值，而且可以和现代西方启蒙所孕育的普世价值互相对话、互相讨论、甚至可以互相辩难。我们不必回避诸如理性、自由、法治、人权、平等、人的尊严等等启蒙价值观。儒家的“五常”可以作为一种可贵的参照，与启蒙价值进行平等互惠的对话。没有同情的理性会成为冷酷的算计；没有正义与公正性的自由会成为自私自利；没有礼仪的法律会成为无情的控制手段；没有责任的权利会成为一种掠夺，成为为个人私利进行掠夺的借口；没有社会的和谐，个人的尊严亦会孤立无援。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同情而没有理性，会成为一种溺爱，会成为一种情感主义；正义而没有自由，会成为一种强制性，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压力；礼仪而无法律，就是以人治国而不以法治国，绝对会造成腐化；责任而没有权利的观念，会成为一种压迫；社会和谐而没有尊严，会成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

西方文化传统在处理自由与平等如何配置的问题上，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在儒家传统中，仁和礼之间、内和外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比比皆是。个人的尊严和权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突出权利意识必然会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为了减少矛盾，而对权利论说表示质疑，虽然是针对人权政治而发，有时也会激发国内权利意识的高涨。不过，只坚持政治权利，而不顾及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儒家的“五常”既然能够覆盖中原乃至东亚，我们不必讳言它就是普世价值。正因为人们公认的普世价值基本都是来自欧美，所以有必要调动西方之外的普世价值，如儒家的、印度的、东正教的、伊斯兰的价值等等。儒家思想对于人类持续发展和生存之道还能够提供新思路和新方向，这是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自信是建立在自知之明，建立在我们了解自身的长处和短处的基础上。儒家伦理如果不接受西方和现代化的挑战，而只停留在以“三纲”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只突出君权、父权和夫权的正当性，我们便不能期待儒家价值为全人类提供参照。缺乏深入反思和彻底批判的智慧和勇气，儒家不可能重现生机，更谈不上什么否极泰来。面向未来，我们强调的是一种批判的意识和批判的精神。我们相信，从世界各地吸收到的很多普世价值，都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我们也坚信，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经过一种创造的转化，一种真正的更新，可以和其他的普世价值并存，而且互相配套、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融合。

我们已经到了要对世界各种不同的文明进行全面理解的时候。在西方启蒙运动以后，人类基本上走进了一个凡俗的世界。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精神性的问题、宗教的问题、终极关怀的问题，突然又变成了大家最关切的问题。我们的物质条件增加了，科学技术能力以及调动各种不同资源的能力增强了，然而我们却产生了一种心灵的空虚，感觉到不安，感觉到人类共同存活有很大的困难。

人类发展到了特定阶段就会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也非常普遍的，一种缘起于人的要求，即人文的要求。这个不是我们一般而言的精神文明或者宗教传统能够涵盖的。我们所谓的宗教，基本上都是一种精神文明的追求，其中有健康的，有不健康的，主要是因为存在三个不同的方向：第一个是排他性。我找到了真理，我愿意和你分享，但是我不愿意放弃我的真理。我不仅要为真理奋斗，甚至为真理牺牲。如果再经过各种说教，我就更加相信这个信仰本身具有无限的力量与能量，但是同时又有非常大的杀伤力。排斥性宗教传统的出现，不仅是中东，在美国和欧洲也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例子。第二个就是包容的方向，把所有好的精神文明加以吸收。我们确实走的是一条健康的路，是包容的、开放的、多元并存的，而且在并存的基础上面找到和谐共赢的一些方向。但是这种全面的开放性多多少少也有理想和浪漫的一面，甚至是一种空想。因为每一个传统，基督教的传统、伊斯兰的传统、佛教的传统都认为自己有一个能够包容一切的精神世界，它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变成基督徒、伊斯兰教徒或者佛教徒，然而这个可能性不大。第三个是互相学习的多元并存。假如基督徒、佛教徒、印度教徒、儒家坐在一起沟通的话，每一方都不会放弃他自己的精神文明所给予的丰富资源。但是，他们之间是不是可能产生一种价值？我作为一个儒学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个基督教神学的受惠者。我是通过基督教神学的一些理念尽量去理解基督教徒。站在他者的角度，我可以看到儒家传统中有一些缺陷，也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这个过程非常之艰难，但是意义非常地重大。

我们不能够包容排斥性的、带侵略性的排他主义，也不能够包容所有其他的宗教传统或者是文化传统都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在这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之下，能不能找到所有的人，或者说只要是作为人都必须接受的一些最基本的价值？所以现在很多人谈这个问题。有一种方式最容易理解，我们要寻求各文明间的最大公约数，但这样就会非常单薄。我们要遵守非常少的，但是非常重要的、简单的几个原则。有的人说就是基督教的实践，有的说是在佛教里面的基本做人的道理，或者是儒家基本做人的道理。如果弄的很单薄，那它的说服力就不会很大。作为一名基督徒，他要活在基督世界里面；作为一名佛教徒，他要活在佛教世界里面。他们有非常厚实的生活经验，不可能放弃他们的生活经验而转到另一个世界。但是，通过对话，而不需要改变自我的生活方式，就能够接受更加宽广的领域。对话最低的要求就是“容忍”，而“容忍”在21世纪的国与国之间，或者是社团与社团之间，甚至公司与公司之间，困难度相当大。有了容忍还不够，还要承认对方的存在，承认他者属性才能够有一种尊重。我们一直在讲“对话”，但我们是否在心理上已经对“对话”的伙伴有足够的容忍？能够真正了解他的差异性、以及语言与生活习惯各方面的差异？另外，不仅要承认他的差异性是合法、合情的，而且要尊重。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才能够一起来庆幸这个多样性本身所带来的价值，才能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

文化价值之间的讨论当然是困难重重，因此才显出对话的重要性。面对人类文明遇到的挑战，普世价值必须与人的具体处境相配套。20世纪后期出现很多哲学家，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转向，即是要回到他自己的精神传统来寻找人生的意义。像法国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晚年的时候就非常关注犹太民族教育的问题，像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er）的哲学思考很明显要回到他的天主教立场。佛教在印度与中国大陆，以及台湾、香港、还有新加坡等地都可以发现此类现象。所以在表面上至少有这些资源我们必须要理解，然而要理解其中之一困难度就已经很大。除此以外，在世界各个地方还有原住民的传统，我们以前不太重视。但是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包括台湾的原住民所代表的精神世界，也值得我们每一个现代人注意并加以照顾。

人类当前所处的现实，我们现在越看越清楚，社会科学方面的最新成果也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启示。我们现在所碰到的最大的困境之一就是生态环保，雾霾也是其中之一。1968年，人类第一次用肉眼通过太空人的视角看到了我们的蓝色地球，以前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没有这样的直接经验。从此之后，我们从太空的视角了解地球的全貌，所谓全貌不仅包括地球的矿物、土壤、水源，还有各种各样的植被，动物、乃至空气。而我们也感觉到，我们的生存与继续发展就是在处理一个和地球和谐共处的关系问题，这从1976年开始讨论生态环境到现在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现阶段碰到了很大的困境，其中我最不希望出现的，然而实际上却一直在干扰着我们的，就是行动的乏力。科学技术使得我们对于整个环境有了更深的认识与了解，掌握了各方面更全面的数据资料。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国际社会组织，各个地方部门，乃至我们自己本身，越来越觉得要想改变现状是非常困难的，不仅非常困难，而且愈来愈悲观。我们的共识，就是当我们越知道现在的情况如何，我们越是觉得无能为力，越觉得面临的挑战更大。这种情绪在年轻一代中间也有蔓延，这是一个不好的现实。

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压力，能源、人口、贫富不均、移民与暴力组织的压力，还有其他各种超乎想象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族群和文化之间的张力，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这个世界处在一个非常的变动时期。人类面临重新思考的，不仅有人类和地球关系的问题，还有“何为人”的问题，即如何做人的问题。我们以前认为人类的智力发展是通过理性形而上学的思考一直到科学理性。到了科学理性，一切未知领域都不过是有待认识的领域。但是宗教的传统，乃至哲学思考的传统，可能是永远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证明的。这就牵涉到一个从理性来了解世界的问题：人本来就是理性的动物，必须理性地来了解世界，但是又没有办法跳出这样的困境：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想知道的、应该知道的、乃至必须知道的也就更多。理性的光芒能够辐射到各种不同的黑暗，然而我们的无知领域也可能越来越大。20世纪末之前的经济论坛都是非常乐观的，认为全球化和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程度，贫困等问题绝对可以解决。现在我们却看到，粮食、能源的问题以及其他各种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世界多元化的方向是不可抗拒的。宗教的力量，特别是扎根于自己传统的需求越来越强，这个中间就发生了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张力，这个张力非常强。从儒家智慧出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一定是为人类文明的前途开创的。我们希冀和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和传统能相互配套，可是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大家都有这样一种看法，就是有人提出来的“软实力”（约瑟夫·奈）的策略。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策略，不是一个真正的能够让人与人相互理解与认同的基本真理。多元化是没有办法放弃的，多元不仅是宗教，也包括族群、语言、出生地、主权以及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政治主旨。如果大家都有“软实力”的思维，那么继续发展下去的话，矛盾冲突是会越来越大的。

这中间有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都在考虑，即可不可能有一种人文主义，一种超越宗教和其他传统的，但是以人为核心的人文主义。这个核心的“人”不是民族政治里面的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一个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的人。以这个为基础，来建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最核心的、最低的要求。西方世界毫无疑问有一套论说，这个论说形成了一种非常有理想的意识形态，包含了理性、自由和权利。假如把这些价值都充分地发展出来，来建构一个以“对话文明”为特色的生活世界，也是有可能的。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思路，就是说除了这些能够充分发展出来的核心价值以外，是否还存在着和华夏文明传统有密切关系，但是还未充分发挥的价值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我们讲的“仁”，或者“侧隐之心”、良知、同情。这个观念在西方有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曾经提出来，但后来被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拒绝了。现在大家提到同情、恻隐的时候，就联想到佛教里面所讲的慈悲。如果这个观念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就是进行文明对话的前提。善心是个美好的意愿，让我们有一个态度上的改变，态度本身就是对话的前提，即使在完全不均等的对话中。在强势和弱势双方的对话中，弱势一方是没有发言权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情观念建立在双方都接受的基础上，就是对话所需要一个起点。

这个“将心比心”的基础，即使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复杂的外交谈判中，也不应该缺席。比如说，中美之间的对话很多，但是几乎没有一次是大家能够从对方的需求去考虑问题。我们知道要什么，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条件，通过何种方式可以说服对方。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对方到底要什么？限制在哪里？所碰到的各种困难在哪里？我们没有想到，所以没有真正地想了解对方的意愿。文明之间的沟通，较好的例子就是2015年7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气候良知峰会”。此次峰会就是为近两百个缔约方签署《巴黎协定》而做准备的。这个准备是一个什么样的准备？是一个心理的准备，一个我们愿意对话、愿意把“生命共同体”作为对象加以保护的准备。中国和美国在这方面也达成了协议。其实真正的“软实力”不是来自于政治上、策略上的优势。它不是一种力量，而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方向，而且非常关键。“良知”的“知”本身就代表着行动。如果说人的认知和理解本身就是一个行为，我相信“对话”确实是“知行合一”的。我们期待通过人类文明中各“精神世界”之间的“对话”，为未来新的普世价值之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

责编：杨志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