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傅伟勋（1933-1996） 台湾著名哲学家、生死学学者。 台湾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负笈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哲学博士。曾在台湾大学、伊利诺大学、俄亥俄大学等校任教。后至美国天普大学宗教系，担任佛学与远东思想教授，并主持东方哲学与宗教部门博士班研究。著作包括《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1990年度嘉新水泥最优良著作奖）、《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1993年度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1994年度行政院新闻局个人著作金鼎奖）、《中国哲学指导》等中英文专书，以及数十篇中、英、日文专论。主编《世界哲学家》《世界思想文化史》《现代佛学》《生死学》等中文丛书，《亚洲思想与文化》《亚洲哲学宗教资料书暨要论》等欧美语文丛书，以及十部左右专书。

康 德

第一节 生涯和著作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生在哥尼希堡（Königsberg），为一制革工人之子。康德的父母都是虔诚派（Pietismus）的笃信者，因此他自幼即受此派精神的熏陶。1740年康德开始在当地的大学攻读神学、哲学与自然哲学，尤其在克努尊（Martin Knutzen）教授指导之下研修莱布尼兹、窝尔夫学派的哲学思想。1746年大学毕业之后，曾在家乡各处充当家庭教师。1755年回到母校任教，到了 1770 年才正式升为逻辑与形上学的教授。康德一生的外在生活极其单纯朴素，足迹未离乡土，日常起居如同时钟般井然有序。曾有一次，康德耽读卢梭的教育小说而竟忘却当日的生活程序，在哲学史上成为有名的轶事。

康德在1781 年所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可以说是奠定了康德先验哲学的里程碑。在此书问世之前，康德的思想发展大致曾有三次的转变。第一期从1755年到1762年之间，康德仍在莱布尼兹一派的形上学思想影响之下，可特称之为独断论的时期。他在1755年出版《一般自然史与天体理论》，应用牛顿的力学论及太阳系的构造起源，在科学史上形成了所谓“康德、拉布拉斯之星云说”。于此时期，康德在自然哲学方面尽予接受牛顿式的力学机械观，而在探讨自然宇宙的形上学基础之时，他又遵循了莱布尼兹的单子论观点。1755年的《形上学认识之第一原理新释》，1756 年的《物理的单子论》，以及1759年的《乐天观之探讨》等书，乃是代表第一期思想的主要著作。第二期的年代是在1762年与1769年之间，康德渐对前期的理性形上学见解开始怀疑，同时受了英国经验论（尤其休姆）与卢梭的人性观的影响。在1763年的一篇论文《神存在论证之唯一可能证明根据》之中，康德曾说：“确信神之存在虽是必然之事，证明祂的存在却无甚需要。”又在1764年的论文里，康德主张形上学的探求亦应采用牛顿自然哲学所使用的方法，即从确实的经验出发，逐步形成普遍的原则。他在1766年通过一篇《视灵者之梦》，批判心灵学者所标榜的灵界知识为一种梦想，同时否定传统形上学对于上帝与精神的一切主张有其理论根据。康德如此否定形上学的认识客观性之后，终将形上学的关心问题摆在实践的信仰基础上面。然而1770-1781年的一段时期，康德又逐渐回到理性形上学的建立问题。此一时期可以称为“批判哲学”（kritische philosophie）的准备时期。他在1770年所发表的教授就职论文《感性界与睿智界之形式与原理》（De mundi sensibilis atque intel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is）之中划分感性界与睿智界；前者是自然科学的认知所关涉的世界，后者则为柏拉图式的形上学认知之固有对象领域。换言之，感性界是对应于认知主体的“现象”（Erscheinungen） 世界，睿智界则是超越现象而自体存在着的所谓“物自体”或即“物如”（Ding-an-sich） 的世界。他在该论文之中，还酝酿着异乎第一期的时空观念。康德似乎不再把时空视如实体之间的客观秩序，而是看成人的感觉直观性形式。如此康德首次奠定了时空主观性或观念性的主张。不过，他在此篇论文主张睿智界的存在，这又表示康德仍未完全脱离莱布尼兹哲学的羁绊。

自1781 年开始，康德建立了决定性的先验哲学立场。著名的三大批判书基本上依据知、情、意的三分法分别讨论理论哲学、实践哲学与美学（及目的论）的问题。1783 年所出版的《未来形上学序论》（Prolegomena ɀu einer jeden künftigenMetaphysik）乃是简化艰涩难解的《纯粹理性批判》的一部导论。康德在1787年印行《纯粹理性批判》的再版，尽予排除初版所使用的心理学的说明方式，改成更富于（先验）逻辑色彩的解释。1785年出版《道德形上学原论》（Grundlegung ɀur Metaphysik der Sitten）。康德在此书中首次展示他对道德哲学的根本理念，同时为了1788 年问世的《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做一体系化的铺基工作。《实践理性批判》的出现，更使世人明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真正意义。1790年所问世的《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则从美学问题的探求设法沟通第一批判书所关涉的机械化自然宇宙（物理科学的对象）与第二批判书所建立的道德、自由与信仰的超越世界（道德形上学的对象）之间所形成的一道鸿沟。

在自然哲学方面，康德曾在1786年出版《自然哲学之形上学原理》（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Naturwissensc ）.在宗教哲学方面又著有一部《纯粹理性范围内之宗教》（Die religioninner halbdergrenzender blossen Vernunft），曾在1793年出版。1797年撰成《法律论之形上学原理》与《德性论之形上学原理》，合成一部《道德形上学》（Metaphysik der Sitten）。其他又有《人性学》《逻辑》《地理学》《教育学》等著作。小篇论文则有《永久和平论》《启蒙论》等，亦予后世思想以莫大的影响。

第二节 思想方法及特征

康德哲学的转折点可以说是在休姆的怀疑主义所引起的“独断论的久梦之觉醒”上面。康德阅读休姆著作的德译本后，深深感到，传统形上学的迷妄与无谓的争论反使号称“一切科学之女王”的形上学本身还比一般科学知识（尤其物理科学）更是欠缺严密学的性格，而成人们质疑的对象。因此康德接受经验论者的主张，认为一切知识应“随”（mit） 经验而有。这就是说，一切人类知识必有内容或对象，所关涉着的内容必须来自现实经验，否则无由形成知识。然而康德并不以为，英国经验论者如休姆所主张的见解足以说明知识为何而有“普效性”（Allgeimeingultigkeit） 或即客观精确性的问题。经验论者有见于知识的经验来源，而无见于知识的成立根据。由是可知，休姆对于康德的影响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面：积极地说，休姆促使康德觉醒到，传统形上学的凌空式玄想无补于精确知识的建构与扩张，惟有现实经验才能形成人类悟性探讨的对象；消极地说，休姆的怀疑主义论调无异宣判知识普效性的不可能，这使康德更进一步认清休姆的理论限制所在。换言之，康德接受了休姆的理论挑激之后，设法解决休姆所无力解答的哲学课题：以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与牛顿的物理科学理论为最佳典范的人类知识有其高度的普效性或必然性，既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quid facti），我们又如何解决知识普效性的“权利问题”（quid juris）呢？康德所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是，休姆彻底批判了因果必然性概念之后，终将因果观念还原而为心理学的问题（习惯性期待），而使物理学家所援用的因果原则顿失任何理论根据。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便是重新保证科学知识的普效性与因果原则的先验必然性的一种思想探险。

康德虽然承认一切人类知识必随经验而起，但却否认知识一概来“自”（aus）经验。通过感性与外界对象的接触所获得的经验内容杂乱而无秩序，无由即时构成客观真确的知识。知识的成立有待我们悟性的主动创发作用，按照悟性本身的普遍规则适为组织芜杂的经验表象，建构而为一套先然的认知。知识的根本条件并不在乎感觉经验的实际内容（质料），而是在乎悟性的建构能力（形式）。因此，康德扭转了洛克以来实在论的知识论立场，倡导所谓“先验观念论”（transzendentaler Idealismus） 理路，且将己功喻为“哥白尼式的转向”（Kopernikanische Wendung）。康德以为，洛克等人（实在论者）一向假定我们的知识必须符应知识的对象，这种企图无异抹杀了知识普效性的重要课题。我们若要彻底解决此一课题，应如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天动说转为地动说）一样，倒过来说“对象必须符应我们的知识”（die Gegenstände müssen sich nach unserem Erkenntnis richten）。一切知识必是先然的知识，具有经验内容而又独立乎经验而存在。我们在此应予分辨“先验的”（transzendental）与“超越的”（transzendent） 二辞的殊异所在：后者指谓超越现实经验，传统形上学的研究对象，诸如上帝、灵魂等等，应属“超越的”领域；前者具有康德哲学的独特意义，乃指知识论上建构经验内容而为客观真确知识的一种不待经验的要素而言，纯属悟性本身的形式条件。因此“先验”几与“先然”（a priori）一辞意义相等。所谓“先验的方法”，是要通过知识的性质分析，判明知识的价值在乎普效性或客观真确性，从而审查普效性所由成立的基础。康德又称他的方法为“批判的方法”（kritische Methode）。

知识所以具有普效性，乃是由于知识本身所涵摄的一切有关判断都是具有独立乎经验的先然客观条件的缘故。康德为了阐明知识本身的判断形式，曾就“分析”与“综合”的对立以及“先然”与“后然”的对立，区分四种判断或命题。“分析的”与“综合的”判断对立，基于判断形式的主宾关系。在分析判断里，宾辞的意义完全涵摄在主辞之中，可从主辞直接抽绎出来。至于综合判断，则其宾辞的意义不涵摄在主辞之中，而是附加到主辞上面而有的。如用康德本人的例示说明，“一切物体都有扩延性”属于分析判断，因为扩延性可从物体概念本身抽出。分析判断不能增加新的知识，康德又称“解释性判断”（Erlauterungsurteil）。“物体皆有重量”则属综合判断，因为重量的意义原不涵摄在物体之中，而是附加的结果。综合判断因能增加新的知识，又称“扩充性判断”（Erganzungsurteil）。康德自己在此所举的例示，并不精当，因为“有扩延性”或“有重量”等宾辞涵不涵摄在“物体”（主辞）之中，可以看成语意上的约定问题。我们可用更适当的例子予以说明。譬如“红花是一种花”这个命题之中，花的概念（宾辞）显然可从红花概念（主辞）抽绎出来，且无增加新知识的可能，故称分析判断。“这本书是他的”这个命题表示，书籍所有人的概念（宾）并不在书（主）中，命题本身给予我们新的认知，故称综合判断。至于所谓“先然”与“后然”之别，要看判断形式是否掺杂实际经验要素而定。后然判断是经验性的。先然判断是不待经验，独立乎经验而成立着的，乃为保证普效性与必然性的基本条件。

康德依据“分析的”与“综合的”以及“先然的”与“后然的”两种对立，互相组合而为下列四种判断：（1）先然分析判断，（2）后然分析判断，（3）先然综合判断，以及（4）后然综合判断。这四种判断之中，第二种实际上不能存在，因为所谓分析判断的宾辞乃从主辞的分析而来，毋需主辞概念以外的任何新的经验，故不能称为后然。换言之，“分析的”与“后然的”二者在概念上是矛盾而不两立的。至于第四种判断，是关于我们日常经验上的事实判断，譬如“我看到了一只猫”或“昨日黄昏太阳西没”，只与个人的主观知觉有关，并不能构成普效必然的知识。再如先然分析判断，虽具普效性与必然性，但不能有知识的扩充可能，故与我们所要讨论的知识问题无关。康德知识论所最关心的是第三种“先然综合判断如何可能？”（Wie sind synthetische Urteile a priori möglich?） 的问题。一般逻辑经验论者不能承认康德“先然综合判断”形式的存在可能。他们多半采取命题二分法，主张一切判断只可分为“先然的”（或即休姆所谓“观念关系”）与“概然的”（或即休姆所谓“事实问题”）两种。康德的先然分析判断与后然综合判断分别等于上述二者。他们尤其批判康德对于数学知识的见解。康德说一切数学知识如 7+5=12 乃属先然综合判断，因为“12”的数量概念无法从“7”与“5”二者的概念分析抽得，而是附加而成的。逻辑经验论者多半主张数学与逻辑等形式科学的命题形式乃是一种套套络基（现多译为套套逻辑），或即恒真命题形式。他们同时反对康德的判断形式分类，认为康德只知亚氏逻辑以来基于主宾关系的判断分类，从现代符号逻辑的观点来看，应予淘汰。

康德认为，一切数学与物理科学知识所以具有客观真确性且有知识扩充的可能，乃是由于此类知识系由先然综合判断所构成的缘故。于是康德知识论一一探讨下列四大课题：（1）纯粹数学如何可能？（2）纯粹自然科学如何可能？（3）当做自然倾向 （metaphysica naturalis） 的形上学如何可能？（4）当做学问的形上学如何可能？按照康德之说，一切知识必须具有先然综合判断的形式。据此，传统形上学所探求的超越经验的哲学问题，岂非建立在空中楼阁，而无知识价值可言？

为要了解康德对于形上学成立与否的独特见解，首需分辨康德所谓“理论理性”（theoretische Vernunft） 与“实践理性”（praktische Vernunft） 的义蕴。康德哲学自始至终坚持人类理性具有两大分殊功能：理论理性能在感性界中发挥悟性创发作用，建构经验内容而为客观知识体系，对于理论理性而言，自然宇宙形成机械化的因果秩序；至于实践理性则在睿智界（超感性界）中依据人类精神本身的要求创造伦理、自由、宗教等等价值体系，借以点化现前的经验世界而导向所谓“目的王国”（ein Reich der Zwecke）。因此，作者认为《纯粹理性批判》的撰著乃是基于以下两大动机：

（一）首先康德欲予彻底澄清知识或学问 （Wissenschaft） 的涵义，通过理论理性的探索，建立一套知识哲学或即今日所谓科学之哲学，阐明知识普效性的权利问题。同时藉诸先验观念论的知识论观点，揭穿传统形上学的底细，批判上帝、自由、不朽等超越经验的诸般理念无由构成理论知识的真正内容。

（二）这并不等于说，传统形上学所探求的课题毫无研究价值。康德那句著名之语：“论尽知识，俾便保留信仰之路”，不外是说理论知识与实践信仰的两大领域应予严然划清，以便不致产生问题混淆或领域干犯的错误。只有站在“实践理性之优位”（Primat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立场，我们才能重新建立属于实践信仰层域的形上学。更具体地说，康德解消传统的“实在形上学”而为实践理性所要求的一种“道德形上学”（Metaphysik der Si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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