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一浮先生的《读书法》，根植于儒家 '复性' 教育宗旨，融合儒释道三家智慧，系统阐述了读书的本质、弊病、准则与进阶路径。全文以 '穷理' 为核心、'畜德' 为归宿，批判了世俗读书的偏颇之见，构建了一套兼具哲学高度与实践价值的读书体系，为后世学者指明了经典研习的正途。

读书 法

前讲学规，乃示学者求端致力之方，趣向既定，可议读书。如人行远，必假舟车，舟车之行须由轨道，待人驾驶，驾驶之人既须识途，亦要娴熟不致迷路，不致颠覆，方可到达。故读书之法，须有训练，存乎其人，书虽多若不善读，徒耗日力不得要领，陵杂无序，不能入理，有何裨益！所以《学记》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古人以牛驾车，有人设问曰：“车若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此以车喻身，以牛喻心。车不自行，曳之者牛肢体运用，主之者心。故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须知读书即是穷理博文之一事，然必资于主敬，必赖于笃行，不然则只是自欺欺人而已。《易·系辞》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者决也。”（决是分别是非之意，犹今言判断。决去其是非亦名为决。”）此书名所由始契乃刻木为之，书则箸于竹帛，故《说文》曰：“书，箸也，从聿。”所以书者是别白之词，声亦兼意。孔颖达《尚书正义》曰：“道本冲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举，圣贤阐教，事显于言。言惬群心，书而示法，因号曰书。”名言皆诠表之辞，犹筌蹄为渔猎之具，书是能诠，理即所诠。《系辞》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读书在于得意，得意乃可忘言。意者，既所诠之理也。读书而不穷理，譬犹买椟还珠，守此筌蹄不得鱼兔，安有用处。禅家斥为念言语，汉俚语谓之读死书。贤首曰：“微言滞于心首转为缘虑之场，实际居于目前翻成名相之境。”此言读书而不穷理之过，记得许多名相，执得少分知解，便傲然自足，顿生狂见，自己无一毫受用，只是增长习气。《圆觉经》云：“无令求悟，唯益多闻，增长我见，此是不治之证。”故读书之法，第一要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切不可以成见读书，妄下雌黄，轻言取舍，如时人所言批评态度。南齐王僧虔《诫子书》曰：“往年有于史，后复徙业就玄，犹未近仿佛。”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通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挥尘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就如张衡思侔造化，郭象言类悬河，不自劳若，何由至此。汝曾未窥其题目，未辨其指归，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八裘所载凡有几家，四本之称以何为长，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据此文可知当时玄言之盛，亦如今人之谈哲学新学。后生承虚接响，腾其口说，骛名无实，其末流之弊，有如是者，僧虔见处犹滞知解，且彼自为玄家，无关儒行。然其言则深为警策，切中时人病痛，故引之以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之旨，慎勿以成见读书，轻言批评，此最为穷理之碍，切须诫绝也。

今以“书”为一切文籍记载之总名，其实古之名书，皆以载道。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读书之名始此。《尚书序》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頊、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之书，虽设教不论，《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此见上古有书其来已远。《书序》复云：“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疑当时《八索》者，类阴阳方伎之书，故孔子作十翼，以赞《易》道之大而八索遂黜。《职方》孔颖达以为即指《周礼》，疑上古亦有方志，或不免猥杂，故除之。）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此义实通群经言之，不独《尚书》也。《尚书》独专“书”名者，谓其为帝王遗书，所谓“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者是也。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所以显道，事之见于书者皆文也，故六艺之文同谓之书。以常道言则谓之经，以立教言则谓之艺，以显道言则谓之文，以竹帛言则谓之书，《论语》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子不语怪力乱神，此可对勘。世间传闻古事多属怪力乱神，如《楚辞》《天问》之类。（《山海经》疑即《九丘》之遗，如《竹书纪年》，汲冢《周书》《穆天子传》等，固魏晋间人伪书，然六国时人，最好伪撰古事，先秦旧籍多有之。）故司马迁谓诸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可知孔子删书所以断自唐虞者，一切怪力乱神之事，悉从刊落。郑康成《书论》引《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今伏生所传今文才二十九篇，益以古文，并计五十八篇。（古文《尚书》虽有依托，并非全伪。）据此可见孔子删后之书，决无不可信者，群经以此类推，为其以义理为主也。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此是孔子之读办法，今人动言创作，动言疑古，岂其圣于孔子乎？不信六经，更信何书，不信孔子，更信何人？“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此是考据谨严态度。今人治考古学者，往往依据新出土之古物，如殷墟甲骨汉简之类，矜为创获。以此推论古制，单文孤证，岂谓足征，即令有当，何堪自诩。此又一蔽也。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漆书三灭，铁挝三折，其精勤专久如此。今人读书，不及终篇便生厌倦，辄易他书，未曾玩味便言已了，乃至文义未通即事著述，抄撮剿袭，自矜博闻，缪种流传，每况愈下。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此不独浅陋之甚，亦为妄诞之尤，其害于心术者甚大，今日学者所最宜深戒者也。

《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伊川曰：“天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人之蕴畜，由学而大，在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识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义。”此学之所以贵读书也。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乃知贵近者必遗远也；河伯见海若而自失，乃知执多者由见少也。读书非徒博文，又以畜德，然后能尽其大。盖前言往行，古人心德之著见者也。畜之于己，则自心之德与之相应，所以言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业者，即言行之发也。君子言而世为天下法，行而世为天下则，故乱德之言，非礼之行，必无取焉。书者何？前言往行之记录是也。今语所谓全部人生，总为言行而已矣。书为大共名，六艺为大别名，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初无经史之分也。尝以六艺统摄九家，统摄四部，闻者颇以为异。（《泰和会语》“楷定国学名义”。）其实理是如此，并非勉强安排。庄子所谓道术之裂为方术，各得一察焉以自好，《汉志》以九家之言皆六艺之支与流裔，亦世所熟闻也。流略之说，犹寻其源，四部之分，遂丰其蔀。今言专门则封域愈狭，执其一支以议其全体，有见于别而无见于通，以是为博，其实则陋。故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束于教也；守目录校雠之学而以通博自炫者，不可以语于畜德也。清儒自乾嘉以后，小学一变而为校勘，单辞碎义犹比窥观，至目录一变而为版本，则唯考论椠刻之久近，行款之异同，纸墨之优劣，岂徒玩物丧志，直类骨董市谈。此又旧习之弊，违于读书之道者也。

以上略明读书所以穷理，亦所以畜德。料简世俗读书不得其道之弊，大概不出此数端。然则读书之道，毕竟如何始得？约而言之，亦有四门：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局与杂为相违之失，烦与固为相似之失。执一而废他者局也，多歧而无统者杂也，语小而近琐者烦也，滞迹而遗本者固也。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微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病，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矣。

《学记》曰：一年视离经辨志。郑注。离经，断句绝也。辨志谓别其心意所趋向。是离经为章句之学，以了解文义为初学入门之事，继以辨志，即严义利之辨，正其趋向，否则何贵于读书也。下文云：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敬业、博习、论学，皆读书渐进功夫，乐群、亲师、取友，则义理日益明，心量日益大，如是积累，犹只谓小成。至于知类通达，则知至之目，强立而不反，（郑注云：强立，临事不惑也。不反，不违失师道，犹《论语》言弗畔。）则学成之效，是以深造自得，然后谓之大成。故学必有资于读书，而但言读书，实未足以为学。今人读书，但欲了解文义，便谓能事已毕，是只做得离经一事耳，而况文义有未能尽了者乎。

《汉书·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现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此见西汉治经成为博士之业，末流之弊已是如此，异乎《学记》之言矣。此正《学记》所谓呻其占毕，多其讯言，乃适为教之所由废也。汉初说《诗》者，或能为《雅》，而不能为《颂》，其后专主一径，守其师说，各自名家。如《易》有施、孟、梁、丘，《书》有欧阳、夏侯，《诗》有齐、鲁、韩，人持一义，各不相通。武帝末壁中古文已出，而未得立于学官，至平帝时始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左氏春秋》。刘歆《让太常博士书》极论诸儒博士不肯置对，专己守残，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此今古文门户相争之由来也。此局过之一例也。及东汉末郑君承贾、马之后遍注群经，始今古文并用，庶几能通者而或讥其坏乱家法。迄于清之季世，今文学复兴，而治古文学者亦并立不相下，各守封疆，仍失之局。而其为说之支离破碎，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者，犹有过之，则又失之烦。汉宋之争亦复类此，为汉学者诋宋儒为空疏，为宋学者亦鄙汉儒为锢蔽，此皆门户之见，与经术无关。知以义理为主，则知分今古、汉宋为陋矣。然微言绝而大义乖，儒分为八，墨分为三，邹鲁之间龂龂如也，自古已然。荀子非十二子，其态度远不如庄子《天下篇》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闻其风而说之，故道术裂为方术，斯有异家之称。刘向叙九流，言九家者皆六艺之支与流裔，礼失而求诸野，彼异家者犹愈于野已。此最为持平之论。其实末流之争，皆与其所从出者了无干涉。推之儒佛之争，佛老之争，儒者排二氏为异端，佛氏亦判儒家为人天乘，老庄为自然外道。老佛互诋，则如顾欢《夷夏论》、甄鸾《咲道论》之类。乃至佛氏亦有大小乘，异执宗教分途，道家亦有南北异派，其实与佛、老子之道皆无涉也。儒家既分汉、宋，又分朱、陆，至于近时，则又成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玄学与科学之争，唯心与唯物之争，万派千差，莫可究诘，皆局而不通之过也。大抵此病最大，其下三失随之而生，既见为多歧，必失之杂；言为多端，必失之烦；意主攻难，必失之固。欲除其病本，唯在于通。知抑扬只系临时对治，不妨互许扫荡，则当下廓然。建立则异同宛尔。门庭显别，一性无差。不一不异，所以名如有疏有余，在其自得。一坏一切坏，一成一切成。但绝胜心，别无至道。庄子所谓恢诡谲怪，道通为一，荀卿所谓奇物变怪，仓卒起一方，举统类以应，若辨黑白，禅家所谓若有一法出过涅槃，我亦说为如梦如幻。《中庸》之言，最为简要，曰：不诚无物。孟子之言最为直截，曰：万物皆备于我矣。《系辞》之言最为透彻，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盖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即异，总从一性起用，机见差别，因有多途，若能举体全该，用处自无差忒。读书至此，庶可大而化之矣。

学者观于此，则知天下之书不可胜读，真界若涉大海，茫无津涯。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然弗患其无涯也，知类斯可矣。盖知类则通，通则无疑也。何言乎知类也？语曰群言淆乱，折衷于圣人，摄之以六艺，而其得失可知也。《汉志》叙九家，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经解》明六艺流失，曰愚，曰诬，曰烦，曰奢，（亦曰礼失则离，乐失则流。）曰贼，曰乱；《论语》六言六蔽曰愚，曰荡，曰贼，曰绞，曰乱，曰狂；孟子知言显言之过为诐、淫、邪、遁，知其在心者为蔽、陷、离、穷，皆各从其类也。荀子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欲谓之道尽嗛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荀子此语亦判得最好。蔽于一隅即局也，是知古人读书先须简过，知其所从出，而后能知其所流极，抉择无差，始为具眼。凡名言施设，各有分齐，衡诚悬则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则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则不可欺以方圆，以六艺统之，则知其有当于理者，皆六艺之一支也。其有乖违析乱者，执其一隅而失之者也。祛其所执而任其所长，固皆道之用也。《诗》之失何以愚，书之失何以诬，礼之失何以离，《乐》之失何以流，《易》之失何以贼，《春秋》之失何以乱，失在于不学，又学之不以其道也。故判教之宏，莫如“经解“得失并举，人法双彰，乃知异见纷纭，只是暂时歧路，封执若泯，则一性齐平。寥廓通涂，谁为碍塞。所以囊括群言，指归自性，此之谓知类。

何言乎知要也？《洪范》曰：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荀卿曰：圣人言虽万变，其统类一也；王辅嗣曰：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无。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故处璇玑以观大运，则天地之动未足怪也；据会要以观方来，则六合辐辏未足多也。此知要之说也。《诗谱序》曰：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康成可谓善读书者也。试举例以明之，如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艺之总要也。思无邪，《诗》之要也；毋不敬，礼之要也；告诸往而知来者，读《诗》之要也；言忠信行笃敬，学《礼》之要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学《易》之要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春秋》之要也；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宁戚，此亦《礼》之要也；报本反始，郊社之要也；慎终追远，丧祭之要也；尊贤养老，燕飨之要也，礼主别异，乐主和同，序为礼，和为乐，礼主减，乐主盈，礼乐只在进反之间，此总言礼乐之要也；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此亦《诗》之要也；《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诗》通于政之要也；婚姻之礼废，则淫僻之罪多；乡饮酒之礼废，则争斗之狱繁；丧祭之礼废，则信死忘生者众；聘觐之礼废，则倍畔侵陵之败起。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天下如示诸掌，议礼之要也，逝者如斯夫，四时行百物生，读《易》观象之要也；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未之思也。何远之有，读《诗》耳顺之要也；智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亦学《易》之要也；杂物撰德，辨是与非，非其中爻不备，则六位之要也；六十四卦之大象，用《易》之要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春秋》三世之要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尧曰》一篇，皆《书》之要也；《乡党》一篇，皆《礼》之要也；孟子尤长于《诗》《书》，观孟子之道性善，言王政，则如《诗》《书》之要也；《论语》群经之筦钥，观于夫子之雅言，则知六艺之要也。他如子夏《诗序》、郑氏《诗谱序》、王辅嗣《易略例》、伊川《易传序》、胡文定《春秋传序》、蔡九峰《书集传序》皆能举其大，则又一经之要也，如是推之，不可殚述。验之于人伦日用之间，察之于动静云为之际，而后知心性之本，义理之宗，实为读群书之要，欲以辨章学术，究极天人，尽此一生，俟诸百世，舍此无他道也。此之谓知要。

《孔子闲居》曰：“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观象，观变，观物，观生，观心，皆读书也。六合之内，便是一部大书。孟子曰：“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夫义理无穷，岂言语所能尽。今举读书法，乃是称性而谈，不与世俗同科。欲令合下识得一个规模，办取一副头脑，方免泛滥无归，信得及时，正好用力。一旦打开自己宝藏，运出自己家珍，方知其道不可胜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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