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核心围绕 “中国文化是内倾性文化，核心在通过修身成德塑造理想中国人” 展开，对比中西文化差异，强调中国文化对人内在德性与人生理想的重视。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

一

今天我的讲题定为“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我只能从某一方面对此题讲些话。本来是由中国人创造了中国文化，但也可说中国文化创造了中国人。总之，中国文化就在中国人身上。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应该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人，亦就是说看中国史上历来的人生与人物，即中国人怎样地生活？中国人怎样地做人？

人生应可分两方面看：一外在的，即人生之表现在外者。一内在的，即人生之蕴藏在内者。表现在外的人生又可分两大项目：一是人所创造的物，一是人所经营的事。《易经》上谓之“开物成务”。无此物、创此物，是为“开物”。干此事、成此事，是为“成务”。《易经》把“开物”“成务”两项都归属于圣人之功绩，可见中国古人对此两项之看重。但此两项则都是人生之表现在外的。

现在人讲文化，主要都从这方面讲，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分法，是从开物观念上来讲的。又如：渔猎社会、畜牧社会、耕稼社会、工商社会等分法，是从成务观念上来讲的。

但这些多是人类怎样生存在社会乃至在天地间的一些手段，实不能认为即是人生之理想与目的。人生该有理想，有目的。既已生存在此天地间，究应怎样生、怎样做一“人”？这始属于理想目的方面，此之谓“文化人生”。自然人生只求生存，文化人生则在生存之上有向往、有标准，这就讲到了人生的内在面。这一面，中国人一向称之为“道”。中国人用这道字，就如现在人讲文化。不过现在人讲文化，多从外面开物成务方面讲。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则定要在文化本身内部讨论其意义与价值。亦可谓文化中之有意义价值者始称“道”，而此项意义与价值，则往往不表现在外面，而只蕴藏在人生之内部。

如我们讲古代文化，一定会提到埃及的金字塔。埃及人创造金字塔，亦是所谓开物。金字塔之伟大，诚然无可否认。由于此项建筑，我们可以连带想到古代埃及人的智慧聪明，和当时运用物质的能力。若非这些都有一甚高水准，试问怎会创出那些金字塔？但我们也该进一步问：那些金字塔对于埃及的社会人生，究竟价值何在？意义又何在？

古的不提，且论现代。如我们提及太空人，提及把人类送上月球，不是当前一项惊天动地的壮举吗？这也十足可以说明近代人之智慧聪明及其运用物质的能力，到达了那样高的水准。但我们不免又要问：这样一项伟大工作，究竟对于现世界、现人生，实际贡献在哪里？其价值何在？意义又何在？

像古代埃及的金字塔，乃及近代西方的太空人，都属于开物成务方面，都只表现在人生的外部。中国古人讲“正德”、“利用”、“厚生”。开物、成务，是有关利用、厚生的。但在此两项之上，还有正德一目标。而且利用、厚生也不是为着争奇斗胜。不论你我在太空轨迹中能绕多少圈，谁能先送一人上月球，但人生理想，究不为要送人上月球。送人上了月球，依然解决不了当前世界有关人生的种种问题。换言之，此仍非人生理想以及人生的意义价值所在。照中国人讲法，智力及财力表现并不即是道。中国人讲道，重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始是人生理想、人生大道，决不在乎送人上月球，当然也更不是要造几座更大的金字塔。从这一层，可以来阐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观。

二

我此刻，暂把人类文化分作两类型来讲：一是向外的，我称之为外倾性的文化。一是向内的，我称之为内倾性的文化。中国文化较之西方似是偏重在内倾方面。如讲文学，西方人常说，在某一文学作品中创造了某一个性，或说创造了某一人物。但此等人物与个性，只存在于他的小说或戏剧中，并不是在此世界真有那一人与此一个性之存在，而且也并不是他作者之自己。如莎士比亚剧本里创造了多少特殊个性，乃及特殊人物。然而此等皆属子虚乌有。至于莎士比亚究是哪样一个人，到现在仍不为人所知。我们可以说，只因有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他才成为一个莎士比亚。也是说，他乃以他的文学作品而完成为一文学家。因此说，莎士比亚文学作品之意义价值都即表现在其文学里，亦可说即是表现在外。这犹如有了金字塔，才表现出埃及的古文化来。也犹如有了太空人，才表现出近代人的新文化来。

但我们中国则不然。中国文学里，如《水浒传》有宋江、武松、李逵等人物，《红楼梦》有林黛玉、贾宝玉、王凤姐等人物。这些人物，全都由作家创造出来，并非世间真有此人。但这些作品实不为中国人所重视，至少不认为是文学中最上乘的作品。在中国所谓文学最上乘的作品，不在作品中创造了人物和个性，乃是由作者本人之人物和个性而创造出他的文学作品来。如：《离骚》由屈原所创造，表现在《离骚》中的人物和个性，主要的便是屈原他自己。陶渊明创造了陶诗，陶诗中所表现的，也是陶渊明自己；杜工部创造了杜诗，杜诗中所表现的，也是杜甫他自己。由此说来，并不是因为屈原创造了一部文学，遂成其为屈原。正因为他是屈原，所以才创造出这一部文学来。陶渊明、杜甫也如此。在中国是先有了此作者，而后有此作品的。作品的价值，即紧系在作者之本人。中国诗人很多，而屈原、陶渊明、杜甫最受后人崇拜。这不仅是崇拜其作品，尤所崇拜的，则在作家自身的人格和个性。若如莎士比亚生在中国，则犹如施耐庵、曹雪芹，除其文学所表现在外的以外，其自身更无成就，应亦不为中国人重视，不能和屈原、陶渊明、杜甫相比。这正因中国文学精神是内倾的。要成一文学家，其精神先向内，不向外。中国人常说“文以载道”，这句话的意义也应从此去阐发。中国文学之最高理想，须此作者本身就是一个“道”。文以载道，即是文以传人，即是作品与作者之合一。这始是中国第一等理想的文学与文学家。

再讲到艺术，中国艺术也同样富于内倾性。如绘画，西方人主要在求这幅画能和他所欲画的对象近似而逼真，其精神仍是向外，外倾的。中国人绘画则不然。画山不一定要像这座山，画树不一定要像这棵树。乃是要在他画中，这座山、这棵树，能表现出他画家自己的意境和胸襟。或者作画送人，却要这幅画能像他所欲送的人之意境和胸襟。所以在作画之前，尽管对一山，今天这样看，明天那样看，但总感这山不能完全像我自己的意境。待慢慢看熟了，把我自己对此山所发生的各种意象并合起来，才是我心里所希望所欲画出的这座山。在山里又添上一棵树，这树也并不是真由山中写生得来，仍是他意境中一棵树，而把来加在这山中，使此画更近我意境。所以中国画所要求的，重在近似于画家之本人，更甚于近似于所画的对象。学西洋画，精神必然一路向外，但要做一中国画家，却要把精神先向内。

把文学与艺术结合，就是中国的戏剧。西方人演剧，必有时间、空间的特殊规定，因而有一番特殊的布景，剧中人亦必有他一套特殊的个性。总言之，表现在这一幕剧中的，则只有在这一时间、这一空间、这一种特殊的条件下，又因有这样一个或两个特殊的人，而始有这样一件特殊的事。此事在此世界则可一而不可二。只碰到这一次，不能碰到第二次。他们编剧的意象结构，惨淡经营的，都着重在外面。中国戏剧里，便没有时间、空间限制，也没有特殊布景，所要表现的，不是在外面某些特殊条件之下，某一人或某几人的特性上。中国戏剧所要表现的，毋宁可说是重在人的共性方面，这又即是中国人所谓之“道”。单独一人之特殊性格特殊行径，可一不可二者，不就成为道。人有共性，大家如此，所谓易地则皆然者始是道。道是超时空而独立存在的。如演“苏三起解”，近人把来放进电影里演，装上布景，剧中意味便受拘束而变了。中国戏台是空荡荡的，台下观众所集中注意的只是台上苏三那一个人。若配上布景，则情味全别。如见苏三一人在路上跑，愈逼真，便愈走失了中国戏剧所涵有的真情味。试问一人在路上跑，哪有中国舞台上那种亦歌亦舞的情景？当知中国戏剧用意，只要描写出苏三这个人，而苏三也可不必有她特殊的个性，只要表演出一项人的共性，为每个观众所欣赏。

深一层言之，中国戏剧也不重在描写人，而只重于描写其人内在之一番心情，这番心情表现在剧里的，也可说其即是“道”。因此中国戏剧里所表现的多是些忠、孝、节、义，可歌可泣的情节。这些人物，虽说是小说人物，或戏剧人物，实际上则全是教育人物，都从人类心情之共同要求与人生理想之共同标准里表现出来。这正如中国的诗和散文，也都同样注重在人生要求之共同点。中国人画座山，只是画家心里藏的山，而一画出来，则成为人人心所共想看的山。戏剧里演出一人，也只是作剧家理想中的人，而一演出来，则成为人心所共同欣赏的人。西方的文学艺术，注重向外，都要逼真，好叫你看了像在什么地方真有这么一个人、一座山。而中国文学艺术中那个人那座山，则由我们的理想要求而有。这其间一向外，一向内，双方不同之处显然可见。所以说中国文化是内倾的，西方文化是外倾的。

三

外倾文化，只是中国《易经》上所谓“开物成务”的文化。在我们东方人看来，这种文化，偏重在物质功利，不脱自然性。中国文化之内倾，主要在从理想上创造人、完成人，要使人生符于理想，有意义、有价值、有道。这样的人，则必然要具有一人格，中国人谓之“德性”。中国传统文化最看重这些有理想与德性的人。

从字面讲“文化”二字，也见在中国《易经》里，有曰：“人文化成。”现在我们以“人文”与“自然”对称，今且问“人文”二字怎讲？从中国文字之原义说之，“文”是一些花样，像红的绿的，并起来就成了花样，这叫文。又如男的女的，结为夫妇，这也是一番花样，这叫作人文。又如老人小孩，前代后代，结合在一起，成为父母子女，这也叫作人文。在这些人文里面，就会化出许多其他花样来。像化学上两元素溶合，便化出另外一些东西般。在中国人则认为，从人文里面化出来的应是“道”。故有“夫妇之道”，“父子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道都由“人文化成”，此即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所看重的文化。

中国《小戴礼》中又见有“文明”二字，说：“情深文明。”上面说过，文只是一些色彩或一些花样。花样色彩配合得鲜明，使人看着易生刺激，生感动，这就是文明。如夫妇情深，在他们生活中所配合出的花样，叫别人看了觉得很鲜明，很感动。父子情深，在他们生活中所配合出的花样，也叫人看了觉得很鲜明，很感动。若使父子、夫妇相互间无真挚情感，无深切关系，那就花样模糊，色彩黯淡，情不深就文不明。这是中国古书里讲到的“文化”、“文明”这两项字眼的原义。此刻用来翻译近代西方人所讲的“文化”、“文明”，也一样可以看出中国人所讲偏重其内在，而西方人则偏重于外在，双方显然有不同。

人与人间的花样，本极复杂，有种种不同。如大舜，他父亲母亲都这样地坏，他一弟又是这样坏，可说是一个最不理想的家庭。然在这最不理想的环境与条件之下，却化出舜的一番大孝之道来。夫妇也一样，中国古诗有“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一首。那故夫自是不够理想，但那位上山采蘼芜的女子，却化成为永远值得人同情欣赏与怀念的人。可见社会尽复杂，人与人配合的花样尽多，尽无准，但由此化合而成的人文，在理想中却可永远有一“道”。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理想，必以每一个人之内心情感作核心。有此核心，始有人文化成与情深文明之可能。然而这亦并非如西方人所谓的“个人主义”。在个人与个人间相平等，各有各的自由与权利，此乃西方人想法。中国社会里的个人，乃与其家庭、社会、国家、天下重重结合相配，而始成为此人者。人必在群中始有道，必与人相配成伦始见理。离开对方与大群，亦就不见有个人。因此个人必配合进对方与大群，而一切道与理，则表显在个人各自的身份上。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理想中之每一人，可不问其外在环境，与其一切所遭遇之社会条件，而可以无往而不自得。换言之，只要他跑进人群中，则必有一个道，而这道则就在他自身。己立而后立人，己达而后达人，尽己之性而后可以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自己先求合道，始可望人人各合于道。这一理想，照理应该是人人能达，但实际则能达此境界理想者终不多，此即中国人所谓之圣人。但照理论，又还是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皆可为圣人的。

中国传统文化理想，既以个人为核心，又以圣人为核心之核心。孟子说“圣人名世”，这是说这一时代出了一圣人，这圣人就代表了这时代。等如我们讲埃及文化，就拿金字塔作代表。讲中国古代文化，并不见有金字塔，却有许多传说中的圣人像尧舜。中国之有尧舜，也如埃及之有金字塔，各可为其文化之象征与代表。

在《孟子》书中，又曾举出三个圣人来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人处社会，总不外此三态度。一是什么都不管，躲在一旁，与人不相闻问，只求一身干净，这就如伯夷；一是积极向前，负责任，领导奋斗，这就如伊尹；还有一种态度，在人群中既不像伯夷般避在一旁，也不像伊尹般积极尽向前，只是一味随和，但在随和中也不失却他自己，这就如柳下惠。以上所举“清”“任”“和”三项，乃是每一人处世处群所离不开的三态度。在此三种态度中，能达到一理想境界的，则都得称圣人。只有孔子，他一人可以兼做伯夷、伊尹、柳下惠，所以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因孔子能合此三德，随时随宜而活用，故孔子独被尊为“大圣”，为“百世师”。

伯夷，当周武王得了天下，天下正庆重得太平之际，但他却不赞成周武王之所为，饿死首阳山，一尘不染，独成其清。现在再说伊尹。他所处时代并不理想，那时正是夏、商交替的时代。传说伊尹曾五就桀，五就汤，他一心要尧舜其君，使天下人民共享治平之乐，而他也终于成功了。柳下惠则在鲁国当一小官，还曾三度受黜，但他满不在乎。他虽随和处群，但也完成了他独特的人格。

在《论语》里，孔子也曾举了三个人。“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孟子云：“仁者，人也。”此所谓三仁，也即是处群得其道之人，也可说其是三完人，即三个人格完整之人。当商、周之际，商纣亡国了，但在朝却有三个完人，也可说他们都是理想的人，也可说他们都是圣人。此三人性格不同，遭遇也不同。

我以为微子有些像伯夷，看来没办法，自己脱身跑了，跑得很远，直跑到韩国去。箕子则有些像柳下惠，他还是留在那里，忍受屈辱，近于像当一奴隶，后来周武王得天下，封他在宋国，他也就在宋国安住了。比干则较近伊尹，大约他是一个负责向前的，不管怎样也要谏，乃至谏而死。

此刻我们以《论语》《孟子》合阐，可说人之处世，大体有三条路。此三条路则都是大道，而走此三条路的，也都可为圣人，为仁者。我刚才提到的三位大文学家，屈原就有些近伊尹，忠君爱国，肯担责任，结果沉湘而死，却与比干相似。陶渊明就如伯夷，又如箕子去之，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他就洁身而去了。杜甫就如微子，也如柳下惠，给他一小官他也做，逢什么人可靠他都靠，流离奔亡，什么环境都处。他不像陶渊明这般清高，也不像屈原那般忠愤积极，然而他同样也是一完人。数唐代人物，决不会不数到杜甫。

但如上所举这些人，尤其是清的和的，往往可以说他们多不是一个历史舞台上人物。他们在历史舞台上，似乎并不表现出什么来。只有“任”一路的人必求有表现，但亦有成功、有失败。失败的，有些也不成为历史人物了。但无论如何，这些人都是文化传统中的大人物。他们承先启后，从文化传统来讲，各有他们不可磨灭的意义和价值。

四

我往年曾在耶鲁讲历史，主张历史必以人来作中心。有一位史学教授，和我讨论，他说我的说法固不错，历史诚然应拿人来作中心，但人也得有事业表现，才够资格上历史，倘使没有事业表现，则仍不是历史上的人。他这番话，其实仍是主张历史中心在事不在人。我和他意见不同，却也表示出双方文化观念之不同。在西方人看来：一个哲学家，必因其在哲学上有表现；一位宗教家，必因其在宗教上有表现；一位艺术家，则必在艺术上有表现；一位科学家，则必在科学上有表现；在事业表现上有他一份，才在历史记载上也有他一份；若无事业表现，这人如何能参加进历史？然而在中国人观念中，往往有并无事业表现，而其人实是十分重要的。即如孔子门下：冉有、子路的军政、财政，宰我、子贡的言语、外交，子游、子夏的文学著作，都在外面有表现；但孔门弟子中，更高的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称为德行，列孔门四科之首，而实际却反像无表现。

今且问：无表现的人物其意义在哪里？价值又在哪里呢？此一问题深值探讨。儒家思想正侧重在这一边。试读中国历史，无表现的人物所占篇幅极多。即如司马迁《史记》七十列传第一篇便是《伯夷列传》，而其中的伯夷、叔齐并无事业表现。太史公独挑此两人列为列传之第一篇，正因他认为这类人在历史上有大意义大价值与大贡献。又如读陈寿《三国志》，曹操、诸葛亮、孙权、周瑜、鲁肃、司马懿，人物甚多，后人却说三国人物必以管宁为首。管宁独无事业表现，他从中国远避去辽东，曹操特地请他回来。他回来了，也没干什么事，何以独被认为三国时代的第一人物呢？中国历史上所载人物，像伯夷、管宁般无所表现的列代都有，而且都极为后人所重视。正因认为他们在历史上各有他们的莫大意义价值与贡献。我不是说人不应有表现，人是应该有所表现的。但人的意义和价值，却不尽在外面表现上。倘使他没有表现，也仍会不失其意义与价值之所在。那些无表现的人，若说他们有表现，则也只表现在他们内在的心情与德行上。中国古人说三不朽，立德为上，立功立言次之。功与言必表现在外，立德则尽可无表现，尽可只表现在其内在之心情与德行上。

历史事变，如水流之波浪，此起彼伏，但仅浮现在水流之上层。文化大传统自有一定趋向，这是大流之本身。文化大流之本身就是我们人，人是大流本身而沉在下层。人事如波浪浮在上面。风一吹，波浪作了。风一停，波浪息了。而大流本身则依然是此大流。正因中国文化传统看重此本身，所以到今天，中国历史传统也还没有断。商亡有周，周亡有秦、汉，秦、汉亡了有唐、宋，有元、明、清以至现在。历史命脉显然只靠人。政治可以腐败，财富可以困竭，军队武力可以崩溃，最后靠什么来维持此国家与民族？就因为有人。从中国历史上看，不论治乱兴亡，不断地有一批批人永远在维持着这道，这便是中国历史精神。西方人只看重人在外面的表现，没有注重到它内在的意义与价值。如看埃及，看巴比伦，看希腊，看罗马，乃至看近代欧洲，他们所表现在外的，尽辉煌，尽壮阔，但似乎都未免看重了外面而忽略了人本身的内在意义与价值，因此不免太偏重讲物质，讲事业。但物质备人运用，事业由人干济，而人则自有人的内容和定义。

即就语言文字论，西方人在此方面亦重外面分别，而没有把握其内在之共同点。他们有少数人(Man)、多数人(Men)，男人(Man)、女人(Woman)，却没有一大同的“人”字。又把人分成国别，如中国人(Chinese)，日本人(Japanese)，英国人(English)，美国人(American)；如此脱口而出，却忽略了他们同样是个人。用中国语言文字说来，如男人、女人，大人、小人，黄人、白人、黑人、红人，中国人、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亚洲人、欧洲人，总之一视同仁，都是人。这是中国文化中最伟大的第一点。可惜是被人忽略了。

话虽如此，中国人却又在人里面分类分等级。由西方人讲来，人在法律之下是平等的。但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之下，虽同样是人，却尽有其不平等。因此有好人、有坏人，有善人、有恶人，有大人、有小人，有贤人、有圣人。又骂人不是人，说你这样算不得是个人。今且试问，人又怎样不算人？从生物学上讲，五官四肢齐全便是人。从西方法律上讲，人同等有其权利和地位，谁也取消不了谁。从西方宗教上讲，人又都是上帝的儿子。但中国人对这个“人”字，却另有一套特别定义。人家尽加分别，中国人不加以分别。人家尽不加以分别，中国人独加以分别。此处实寓有甚深意义，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五

现在我将讲到中国文化中一最伟大的所在。再从历史讲起，如上面讲到商朝末年，以及三国时代，或者像我们今天，这都算是十分衰乱之世。但无论如何，人则总可以成一人。不问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人则都可各自完成为一人，即完成其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合理想、合标准的人。换言之，人各可为一君子，不论在任何环境条件之下，都可以为君子。有人砍了我头，我死了，但我仍可不失为一君子。或有人囚我为奴，但我也仍得为一君子。我或见机而作，脱身远飏，逃避到外国去。自然，逃避到外国，也仍得成为一君子。今天的中国人，一心都想去美国。若我们能懂得中国文化传统，像微子去韩国，管宁去辽东，朱舜水去日本，则多有几个中国人去美国岂不好？所惜的，只是目前的中国人一到美国，便不想再做中国人。或者他没有去美国，也早已存心不想做中国人了。好像做一中国人，无价值意义可言。这种想法，也无非从外面环境条件作衡量。我并不想提倡狭义的国家民族观念，如说生在中国土，死为中国鬼，我定该做一中国人。

上面讲过，中国人讲到人字，本来另有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下，任何人在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都可堂堂地做个人，本无中国、美国之分别。而且做人，可以每天有进步。若一个人能生活得每天有进步，岂不是一个最快乐的人生吗？而且纵说每天有进步，进步无止境，又是当下即是，即此刻便可是一完人。在当下，可以完成我最高的理想、最完美的人格，而不必等待到以后，自然也不必等待死后升到上帝的天国，才算是究竟。就在这世间、这家庭、这社会里，我当下便可成一完人。而又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其德，做新民，在其内心自觉上，有日进无已之快乐。一步一步地向前，同时即是一步一步地完成，这样的人生岂不是最标准、最理想、最有意义、最有价值吗？孔子说：“贤哉回也”，“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颜渊正是一天天在那里往前进，没有见他停下来。颜子同门冉有，他是那时一位大财政家，多艺多能，很了不起。然他内在人格方面，却没有能像颜渊般一步步地向前。若仅就表现在外的看，似乎颜渊不如冉有。但从蕴藏在内处的看，则冉有远逊于颜子。这一意见，在中国一向早成定论，更无可疑的。

因此今天我们要来提倡中国文化，莫如各自努力先学做人，做一中国人，一理想的中国人。若真要如此，必然得研究中国历史，看历史上的古人是如何样生活。这一番研究，仍该把我们各人自己的当前做人作中心。旋乾转坤，也只在我内心当下这一念。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可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有进无止。而且匹夫匹妇之愚，也同样可以如此修行而获得其完成。中国这一套人生哲学，可以不需任何宗教信仰，而当下有其无上的鼓励和满足。只可惜我在这里，只能提示此大纲，不及深阐其意蕴。但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精义所在，其实是人人易知，不烦详说的。

今试问，如此一套的哲学，若我们真要履行实践，在我们今天这社会上，和我们所要努力的事业上，有什么妨碍呢？我想这显然没丝毫的妨碍。不论我们要做的是大事或小事，乃至处任何社会，在任何环境与条件之下，上面一套哲学，总之不会给与我们以妨碍，而只给与我们以成功。我们纵使信仰了任何宗教，亦不会与此有冲突。它是一个最真实最积极的人生哲理，而又简单明白，人人可以了解，可以践行。

我们今天总喜欢讲西洋观念，像说进步，试问如我上述中国儒家那一套日新其德的理论，不也是进步吗？又如说创造，那么在我们传统文化里，也曾创造出如我上举之伊尹、伯夷、柳下惠、屈原、陶潜、杜甫等数不清的人物了。在今天我也可以日新其德，自求进步，终于创造出一个理想的我来。说自由，这又是最自由的，在此世上做任何事，试问有比我自己要做一个“理想我”这一事那样的自由吗？说平等，这又是最平等的，人人在此一套理论下，谁也可以自由，谁也可以各自做一个人，而做到最理想的境地。若说博爱，这道理可说是最博爱的，人人有分，不好吗？此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做新民，从各自的修身作起点，而终极境界则达于天下平，使人人各得其所，还不算是博爱之至吗？

可惜是我们这一套哲学，西洋人不讲，所以我们也不自信，不肯讲。但西方人的贡献，究竟在向外方面多了些，开物成务是向外的，他们的宗教、法律、文艺、哲学等成就，主要精神都向外。正因其向外，一旦在外面遭逢阻碍挫折，便会感到无法。而中国传统文化则重向内，中国社会可以不要宗教、法律而维持其和平与安定。中国人生哲理可以不论治乱兴衰，而仍然各有以自全。在历史上，不断有走上衰运的时期，像是天下黑暗，光明不见了，但还是一样有人，一样有完人。就凭这一点，中国文化能维持到今天，中国民族及其国家亦能维持到今天。我们在今天要来认识中国文化，要来提倡中国文化，则莫如各人都从这方面下工夫。困难吗？实在是丝毫也不困难。

我这十几年来，到台湾，始知有一吴凤。到美国，始知有一丁龙。吴凤也如伊尹，而丁龙则如柳下惠。吴凤、丁龙都是中国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陶铸出来的人。纵使他们在历史上似乎没有地位，没有表现，但使我们今天又出一个太史公来写新《史记》，像吴凤、丁龙，定会有一段篇幅留与他们的。诸位当知：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民族与中国历史，就在像吴凤、丁龙那样做人的精神上建立而维持。我们只深信得这一层，可以救自己，可以救别人，可以救国家与民族，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长辉永耀在天地间。这是我今天讲这题目主要的大义。

(六卷十五期，一九六三年，已收入《历史与文化论丛》)

责任编辑：杨志阁